(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223 次) 时间：2001-09-02 08:43:29 来源：王缉志 (王缉志) 原创-IT
中关村，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名。我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而我下海创业和获得成功也是在这里。在开始的时候，中关村地区只是局限于一个英文字母“F”的区域，F的一竖，是从北大东门一直向南到达白石桥，两横，一横是中关村路，那里马路两侧有很多科学院的研究所，另一横是现在的三环路，路南有农业科学院、理工大学等，路北有人民大学和双榆树小区以及科学院的宿舍等。圆明园北边的上地开发区，现在也归到中关村地区了，但是在八十年代，那里还是农田。
1954年夏天，由于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我父亲王力从广州中山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我们家从此就搬进了北大校园里，这时候我就到了位于人民大学西边的北京十九中读高中，毕业后进了北大数学系，1963年大学毕业。就是说，这九年是在中关村这一带度过的。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工程心理学，1969年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1971年回到北京，1973年底调到冶金部自动化所开始搞计算机。直到八十年代初，由于我自己的家从城里搬到了双榆树小区，我才又回到中关村地区。但是我由于经常回北大去看望父母，我夫人又是科学院计算所的，我自己又参加了科学院的乐队，所以说，和中关村一带的大学以及科学院的院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八十年代初，我在单位里的澳大利亚产的计算机上开发成功了汉字系统，但是该系统能输入汉字，能打印汉字，能做一些应用，遗憾的是不能显示汉字，所以在1983年我就跑到位于中关村的计算所，找到六室研究计算机终端设备的贾沛长和刘岁杪，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研究汉字终端设备。
就在这个时候，中关村地区已经冒出来了一些民营企业。最早的是在1980年，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和一些技术人员一起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地区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它的出现，引起了一场争论，在1983年1月，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该服务部做了批示：“陈春先带头开创的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在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明确的表态之后，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成立，最先的是1983年4月，在上述服务部基础上成立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到了5月，科学院技术计划局的钟琪和力学所的副研究员范良藻提出：“科技人员可以走出来办民办科技实业，为什么官方就不能搞好？”于是，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潮的支持下，出现了民营官办的“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在这之后，一批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在中关村地区，在1985年底以前，这些企业中经营得比较好的有4家，称为“两通两海”，两通是四通和信通，两海是科海和京海。这类企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的所谓“民有民营”的企业，另一类是原来国有单位出资但是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所谓“国有民营”企业，四通和京海属于前者，信通和科海属于后者。
我属于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对四通创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时在科海成立之后，在科学院技术计划局工作的沈国均和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另一位科技人员在一起商量，也要成立一家民营的公司，但是他们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担任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贾春旺很支持他们的想法，于是给海淀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打电话说，科学院有几位科技人员想出来办企业，希望得到四季青人民公社的支持。李文元则希望在科技人员的介入之下，使四季青的经营多样化，并提高自己企业的科技含量。在贾春旺的安排下，在1984年5月的一天在海淀区委办公楼的228房间，双方的代表坐到了一起，科技人员这边去了沈国均、万达邦等3人，四季青乡去了乡长李文元和负责财务的刘子明。双方谈得很融洽。后来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接触，就决定并成立了四通。当时公司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董事长是李文元，总经理姓万，是从计算中心出来的，沈国均是副总经理，开办费两万元是由四季青的乡办企业出的，当时四季青乡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的西面有一家印刷线路板厂，厂长是李文元的弟弟李文俊。四通最早的办公室就设在线路板厂内，李文俊很自然也成了四通的副总经理。
来自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在这个时候正准备接受聘请到华远公司去当总经理，但是在和万谈了之后，决定加入四通的行列，于是也当了四通的副总。我还在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就认识了他，那时我在干校的乐队当指挥，他在干校排练的交响乐沙家浜里演指导员郭建光。这时他把我推荐给了四通，我进去之后就当了总工程师。
在1984年的9月，中关村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地方在经过装修之后，四通的门市部正式对外营业。刚开始的时候，门市部卖一些微机和打印机。当时由于在中关村的公司大都在卖微机，竞争比较激烈，四通和科海达成了市场分工协议，四通不以销售微机为主，而把自己的销售重点放在为科海配套打印机，由于正确地选择了能打印汉字的日本Brother牌24针打印机，四通第一年就有了赢利，从而成为中关村当年的亮点之一。我后来也在这个公司新的机制下，成功地开发了四通打字机，从此，我和中关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注：文章在《知识经济》上发表时略有删节，其中有点错误，不知道是谁给改错的。文章内我原来写的四通总经理万总（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写他的名字），在杂志上被改为万达邦了。万达邦是当时四通的财务主管，也是创始人之一。但是不是我原稿中的万总，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