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29 次) 时间：2001-08-29 00:04:24 来源：羽扬 (petriv) 原创-非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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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翻译没有经过《经济学家》网站的授权。
2001年8月16日
《经济学家》：全球议程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人权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许多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旨在促进公
民和政治权利的工作，在这些工作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之后，他们现在有了新的目标：经济
和社会权利。在一次签名中，“大赦国际”的大多数人已经开始考虑一些策略上的变化以
适应这些新的目标。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
直到现在，许多人权组织依然把对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两个方面的关注看作是人道
主义者和慈善家的事情。当他们开始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这些事情同政
治联系到一起。阿玛塔亚·森，一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在
可怕的世界饥荒史上，没有那一次真正的饥荒是发生在一个拥有着出版自由的独立的民主
的国家里的”，人权斗士们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就拿“人权观察”来说，他们曾断
言“最好的防止饥荒的办法就是确保公民的言论自由”。
不过，如果“大赦国际”于2001年8月17日到25日在非洲的达喀尔召开的会议对它本身
的任务的修改达成了协议的话，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作为第一个和最大的国际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主要政策委员会已经在过去的四年里推出了一系列的方案，这
些方案明确的把有关经济与社会状况的问题纳入到大赦国际的使命之中。如果这些建议被
采纳，那么这个组织的性质将被深深的并且是永久的改变。同时，这也将更广泛的为大范
围的人权运动的改变方向铺平道路。
“大赦国际”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企图改变工作重心的人权组织，但它绝不是唯一的一
个。从1993年起，总部设在纽约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的章程就要求这个组织“应当
象同践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斗争一样，向经济上的不公宣战”。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英
国最主要的慈善团体，在它的未来三年的战略计划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类似目标，这就是让
人们拥有“过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生活的权利和能够融入社会与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
联合国的一些机构也乐于从事这样的事业。从1998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就开始要求国
际社会承认健康也是一种人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也宣称，国际贸易法应当同国际人
权法相协调。
人权的国际保护被载入《普遍人权宣言》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这份宣言是作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产物，在战后由联合国通过。《普遍人权宣言》作为一份有关基
本的人权原则的声明，是具有强制力的，但是由于它太过于模糊与概括，以至于其无法作
为一个法律工具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先后着手制定出了
两个更加具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以便用它们来发挥更实际的作用。第一个公约是关于公民权
利与政治权利的，第二个公约则是关于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
在冷战期间，对这两个公约的支持被一条清晰的界线割裂开了，那就是，资本家们热
衷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共产党人则更看重社会于经济权利。一些国际组织，比方说“
大赦国际”，“人权观察”，通过对政治犯和酷刑受害者们的遭遇的宣传和对暴行与其它
残酷行为的调查，帮助人们把目光集中在那些精于此道的国家。而直到现在，第二个公约
仍然被人们忽略。
为什么现在这些人权组织开始热衷于扩大它们关注的领域呢？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他
们开始担心，是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与那些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老百姓遇到的麻烦相比
有些微不足道。尤其是艾滋病，它在非洲的泛滥已经迫使人们不得不通过斗争，希望能够
大多数国家能够承认“获得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也是这些穷国的公民应当享有的
权利。
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们喜欢用博茨瓦纳，一个拥有相当大的出版自由和健全的公共机构的民
主国家作为例子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个国家的艾滋病发病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实证明，民
主和出版自由不是预防疾病的特效药。人权斗士们已经发觉，博茨瓦纳和南非（这个国家
的艾滋病发病率也惊人的高）的政府并没有花大力气去对付这可怕的疾病。但是他们没有
办法指责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滥用政治权力，同样的，他们也不可能告诉其他的那些不怎么
文明的政权诸如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助于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这样的鬼话。
对人权概念的外延的扩大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它注定会遭到激烈的而且同样是很有理论依
据的反对。经济与社会权利也许会在纸面上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享有同样的地位，但是
它们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是经常被人们质疑的。
把一项权利划入普遍人权的范畴意味着，有理性的人相信，在没有政府的条件下，在
几乎所有的环境中，这项权利不会被任何一个人否认。不被酷刑折磨的权利显然属于普遍
人权的范畴，类似的还有其他大多数的基本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即使是这样的权利也
是受到限制的，比方说言论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它冒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权利的话，
也会被暂时中止。
象获得食品和相当舒适的住房这样的权利就更不可能简单的归入基本人权之列了。某
些政府常常有意的用酷刑折磨它们的臣民，但是这些政府往往并不会有意的造成它们的臣
民的贫困与不健康。即使是最善良的那些穷国政府，也经常没有办法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
够得到足够的食物、栖身之地和合格的医疗服务。高尚的旨在消灭贫困与疾病的法令往往
是同公民权利一样具有强制性的。但是有关这些法令的争执并不能很好的被普通法院与法
官解决，虽然它们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很好的对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案件做出裁判。
批评家们进一步指出，旧的人权和新的人权所带来的政府支出有着巨大的不同。保护
象投票权这样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是一个可以被界定的非常清楚的任务，什么情况下权
利受到侵犯，什么情况下权利很好的被保护了，都可又明确的界定。相反的，经济与社会
权利就不那么容易界定了。谁有资格判断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就算是有了足够的钱可以保
障他的健康？人们没有办法去估计这样的一个政策所带来的支出。
生硬的权利
不过，如果人权斗士们成功的施展它们的惊人的斗争技巧去促进健康、减轻贫困，这
也许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不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将面对可能存在的冲淡他们同侵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效果的风险。
此外，他们还将面对与他们的一些传统盟友的关系可能疏远的风险，而它们的盟友不
仅仅是一个美国。美国还没有签署《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因为美国政府担心
在该公约引起的一些国际法上的变化会导致美国公民为了实现经济与社会权利而起诉美国
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有关艾滋病的联合国峰会的准备会上，美国明确的拒绝了一
个以把艾滋病问题看作是人权问题为基础的一套方案，他们更倾向于把艾滋病看作是一个
有关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如最后公开出版的材料中所记载的，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把社会与经济权利提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的结果是人们最终屈服于民意，把这些问题
推出政治舞台，而置于法官的掌控之中，甚至是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一个更进一步的风
险是，是否贸易或者是其他的国际协定会规定它们有一定的权力（往往不是无私的）惩罚
那些侵犯了新型的人权的国家，而所谓的侵犯人权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眼睁睁的看着本国
的那些“权利受到了侵犯”的公民比他们以前更穷而不闻不问？
（高翔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