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5 次) 时间：2001-08-22 16:25:20 来源：王宏亮 (乐天) 转载
从《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一书谈起
李锦先生我不熟悉。但其《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一书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关于“那一个中国”，他讲了很多真话，给读者贡献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一些反映农民悲惨生活的图片资料令人感慨万千。
范敬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本“用新闻事实来写农村变革的史记”。我想，这种评价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关于“农民问题”的“问题意识”被具体化了。我一直以为，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而本书的大量实例为我向方家讨论这一疑虑提供了某种信心。
在我看来，中国的农民学或中国式的重农主义思潮中一直存在一种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考量。这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有一个普遍性的出发点，即农民是一重要的（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因此，应该或不得不重视它。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对重视者自身利益的重视。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重农思想导致了对农业的重视往往成为对农业的灾难，或往往虎头蛇尾。在“极端的年代”或在革命的年代，农民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同盟者。这一点李锦先生说得很直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蒋介石集团欺压和剥削农民而使农民吃不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把千千万万农民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将西方人认为的‘弃儿’视为革命主力军，领导他们夺取政权。”（P1。）战争年代结束后，及至改革年代，对农村改革（包括30年前后的两次改革）的重视是源于农业被视为工业跃进的贡献者和城市改革的产业前提。即使到了90年代，对农业的“重视”往往出于对流民和稳定之间那种历史张力的记忆。
这种机会主义态度并非仅仅是来自决策者，在激进的民间思想或保守的学院学术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二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农民观：农民是成本最低的既成的政治观念或学术体系的实验者。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农民主体性的自我呈现，不是来自“农民压力集团”的压力，而来自“九天之上”的“理性建构”。因此，中国农民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客体化的问题。机会主义的农民问题观导致了两种局限：理性认识上的局限和对农民政治素质的负面强调，而后面这一点，可以说是朝野共识。
由于急功近利，对农民的历史性生存状况的学术追问往往半途而废，并很快下转到政治操作领域和学术成果的展示。一方面，中国农民的历史境遇的形成的原因被搁置，并把它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不需讨论的“经济学假设”。另一方面，由于发达的实践意欲，穷人被等同于正义的代表者。事实上，在历史社会学的视域中，中国农民的农民身份是极端不稳定的，经常在“农民-灾民-暴民-顺民-灾民”这一序列中循环转换。也就是是说，中国的农民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民，这一身份特征使中国农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渐进”出“扩展性经济秩序”，而来自国家政权的对农业经济的建构性努力只能强化农民身份的不稳定性。这种身份的失踪产生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而关于这一认识，从来没有持续性地上升为学术理性。同时，贫困等于正义和真理，这一认识是相当原始的，它的动机是指向政治权力的。这一观念之所以普遍，的确说明了汉语思想还没有经过市民理性的淘洗。
与此相反的是来自不同派别、不同动机的对农民素质的异口同声的指责。“素质论”实际上是对“实验品”不称心如意的一种抱怨。这种抱怨如果同时来自“自由主义者”，则充分说明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理性贫困和道德诚意。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和“盎格卢-撒克逊”的保守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尽管在理论上它如何赞同帕克或伯林。一方面，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民主素质表示失望，另一方面，当思想走投无路的时候，又希望到远离上海的地方寻找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素质论永远是一种隐蔽的威权主义论调，因其具有“他人素质低”这一自负功能而为论者津津乐道。需要揭示的是，自由不是一个素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结构和信仰结构的问题。而在认识结构上，没有人比其他人“素质高”。素质论是一切威权主义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互为因果的。
我不否认农民问题“底层关怀”包含着道德诚意。但问题是，道德热情具有一种自我放大机制，从而丧失了知识权力的自我控制能力。特别是，把农民客体化的那种道德关怀是经不起理性的审判的，而其在实践领域的所作所为也成了自我反驳。
前不久，因上书总理朱鎔基痛陈三农问题而知名的李昌平先生来京小聚，他对底层问题的很多真知灼见使我颇受教益。但是，我对他关于“下一步中国改革应从自上而下的乡县政权民主重建开始”这一观点有所保留。首先，我们对“自上而下”的希望不能太高，因为决策者改革的动力机制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在农民的客体化，而农民的客体化是通过“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来彻底完成的。换句话说，是权力在农村的“现代性扩张”导致了农民的客体化命运，因此，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应起源于国家权力从农村的退出而不是变相的进入。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哺农业”的政策不是对农业社会的权力投入而是对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存在进行限制和不断退出。昌平先生的观点背后仍然是素质论，他对农民的信任低于对权力的信任。当然，我并不是说要隔离城乡，而是主张在城市权力和乡村自治之间以市场关系取代行政关系，而市场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农民主体性的重建。
2001年8月2日
*《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李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