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1 次) 时间：2001-08-12 23:27:01 来源：雍弘 (雍弘) 原创-IT
之一：
“政府包办后遗症”开始发作
一些地方政府至今还没有做到举重若轻，至今还没有革除在目标取向上包罗万象、在行为上包办越俎的传统。现在，一系列的后遗症因此而陆续发作了，有些已经到了难以收场的尴尬地步。
最近，传媒披露了一桩河南某市政府“包办婚姻”酿成苦果的新闻。三年前，原市长做媒把该市一家靓女———资产近亿元、业绩良好的电厂嫁给深圳一个民营企业。协议规定，开始两家是合作，如果三年后民营企业达到年缴增值税2000万元、交纳税金地方留成达到1.5亿元等条件时，就将电厂产权移交给这家民营公司。
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当年的“卖厂”谈判进入到实质阶段时，市政府撇开了作为独立法人的电厂，不让电厂有关人员参加，而是单独与民营企业签约。如此做法激起了电厂职工的强烈对立情绪，认为这桩买卖未经过职代会同意而并不合法，一直把官司打到了北京。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不买账了，声称如果政府不兑现诺言，就停止二期工程建设、撤资移师。
“女儿说不中，女婿等烦了”，面对上一届政府班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现在的政府官员们被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焦头烂额。毕竟，处理好这类后遗症难度很大，极少见到成功解决的实例。多数听到的结果是“摆平”了，或者干脆就拖的没有下文了。
近段时间来，类似的让政府痛苦的事情不断出现，使得官员们连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意。人们把这些问题综合地称为“政府包办后遗症”，因为认真分析这些出现在招商引资或者产权改革领域中的怪现象，大抵都是因为“昨天的政府包办”惹了大祸，让今日的政府陷入了尴尬窘境。
不是吗？一些本该由市场起作用的交易、规划、举措，政府领衔去包办；一些应该而且必须由政府行使职能的领域，却没有管起来———政府行为对市场过多的替代，终于形成了作茧自缚的局面。
或许，地方政府也有抱怨的理由：难道市政府没有代表国家行使对地方管辖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处置的权力吗？———这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混淆权限边界的惯性思维。在这里，“处置权”这种属于企业本身的微观经济活动，被政府似是而非地取代了。要知道，政府部门对于国有资产的处置准确地说该叫“管理权”。
分清“为”与“不为”的目标定位，是当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始终未能完全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需要，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地方政府的目标，那就是满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收支平衡。
这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只有与这个目标一致，政府才是与市场经济相称的政府，同时才能因此而变得举重若轻，也才能真正终结“政府包办”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政府包办后遗症”。
之二：
滥用政府管制该终止了
一定程度上讲，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这种趋势在人们的认识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朗。现在，人们最集中的呼吁是改革地方政府手中的管制权———因为这种以审批为典型特征的政府管制，正在导致新的政企不分，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
事实上，政府的管制权的滥用反映着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思维方式，印证着计划经济的影子依旧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尽管地方政府在不断地削减审批项目，但是，我们稍加注意还是会发现，今天的“审批存量”仍然十分可观。更不用说砍掉了某些项目，还可能会出现其它新的项目。
在投资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管制权的滥用也有诸多不良表现，企业对此深有苦衷。有企业家直言，不少官员有“指导癖”：当看到企业发展形势不错时，便明确要求企业如何上规模上档次，要求如何加快发展，并当场拍板让金融部门提供支持。但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这种“指导”经不起市场检验，企业很快陷入举步艰难甚至倒闭关门的苦境。
较远的例子或许人们已经淡忘——华北某省一化工集团公司为了一个有市场前景的技改项目，历经10年时间，经过层层上报、审批，终于完成了耗资10亿元的建设项目。然而，由于时过境迁带来的市场巨变，这个项目最终几乎成了一堆废铁。如此国有资产的巨额浪费，掌握审批权的地方政府却认为“只是一个意外”。即便在新近的猴王集团破产案中，人们也在“资产运作”的背后发现了那只“有形的手”。这样下去，官员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企业的转化方式，企业不过是官员手中的“牵线木偶”。
这些例子深刻地证明，滥用政府管制不利于企业独立自主地进入市场，不利于培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毕竟，官员既不能通晓一切，也不是全知全能。既然如此，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缺少弹性、难以真正进入市场的根源，也就可以从政府管制的滥用上找到根源。这是因为，在政府管制下，企业根本无法将非经济因素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政绩”和地方的“发展”，不得不考虑诸多其它因素的掣肘。
与此同时，政府管制的滥用也成为腐败的温床，进而影响着政府在公众和企业中的良好形象。只要权力与市场发生直接关系，政府便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自律，政府的角色就可能一步一步地从“裁判”、“伯乐”向“寻租”演进。
不可否认，在早期的企业改革中，地方政府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被滥用的管制权已经逐渐异化。因此，改革政府管制的工作必须加快。只有这样，政府权力意志下的选择才不会高于市场的选择，政府才不会成为改革的桎梏和阻力。
之二：
告别“政策利润”
有心人发现，最近一个时期，在各级政府发布的经济政策里，“扶持”、“优惠”、“倾斜”等过去常见的用词开始减少。相应地，传媒上类似“某地又出台若干条优惠政策，外地企业争相而入”、“某市重点扶持某个行业，圈定20家企业入围”或者“政府向高新企业倾斜，入驻某硅谷将享受税收减免”等消息也逐渐销声匿迹。牐
这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决不仅仅是几个字词的调整，而是代表着各级政府的改革定位和企业的逐利取向正在发生转向。这是一件好事。牐
多年以来，我们的政府习惯于挥动“有形的手”调控经济走向，热衷于当企业的“伯乐”、主动去“提携”企业。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每隔一段时期对企业颁布一系列扶持政策。牐
然而，“扶持”的效果如何呢？人们不难发现，当年被某个部委“钦定重点扶持”的全国十大冰箱定点生产企业，今天还有几家活着？现在的冰箱列强称霸市场，又有哪一家是当年曾被扶持的对象？还有，一直被政府大力塑造的高新技术“成长企业”，大都各领风骚三五天后便黯然消失。迄今为止，政府期望的“新经济”神话仍没有出现。牐 发源于日本的“产业政策”，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评判为本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抛弃了这个思路。这是来自外面的关于“扶持”并不得力的佐证。牐
如果政府今天制定一项政策去“扶持”东边，明天又出台一项优惠办法去“扶持”西边，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政策的不断修改甚至反复，从而影响政策的连贯性，最终导致政府权威的大打折扣。这是“扶持”的又一个不良后果。牐
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企业的自由空间还不够，政府的“扶持”、“优惠”和“倾斜”在某些企业眼里还分外可贵。每一项“扶持”政策都会吸引大批企业一哄而上，挤进他们其实并没有能力进入的产业领域。一个极端的笑话是，一些卖冷饮的甚至做鞋的企业也挤进了高科技园区，因为那里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人为地制造资源和机会上的不均等，必然导致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冲击，导致本来难得的资源和机会的巨大浪费。牐
从企业本身来看，接受“扶持”政策也是利大于弊。企业为争夺“扶持”机会，必然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和掌握政策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如今，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已经成为流行病，企业认定“政策利润”要比“市场利润”更大。这种认识带来的后果显然是十分可怕的，“红顶商人”不但腐蚀了市场，还腐蚀了干部队伍，使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消弭于觥筹交错中。牐
随着“扶持”政策的日渐减少，许多企业也许将从此告别依靠“政策利润”生存的日子，真正将创造财富的方向瞄准市场。毕竟，一个符合市场规则的企业，从来不是“扶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