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50 次) 时间：2001-08-10 06:59:59 来源：曹阳 (rongzi) 转载
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所谓并购的高潮时期，随着规模的扩大，进入的产业的延伸，在全球的开放特别是ＷＴＯ以后，操作并购的领导人必须站在全球的观念来考虑，我希望提出一个简单的观点，很多巨额并购不单单是经济意义上的并购，应当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首先我谈一下全球并购的大趋势。
全球并购大概从一百年开始，从工业革命后期，特别是从美国开始形成了一种并购潮流，这种潮流大体上分为五次。第一次并购是在本世纪初，主要是横向并购即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并购。由这次并购高潮形成很多的钢铁公司、铁路公司，化学公司，以产品集中为特点。二十年代出现了纵向并购，主要是企业的上下游的并购，它主要产生行业的垄断，包括像福特汽车，包括卡奈基钢铁等等，都是上下游并购。如生产汽车底盘、轮胎等企业的纵向联合，形成一个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集团。第三次并购是在六十年代，第二次大战之后随着产业逐渐恢复和美国管理科学的进步，人们视管理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具，管理专家不仅可以管理化学、管理钢铁、管理科技，还可以管理金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以管理精英为中心的多元并购。有一本书，叫“蓝血十杰”就描写了这一批人物。一批哈佛毕业生可以通过统计德军飞机的起落频率帮助美国政府打赢第二次大战，这些人退役后帮助福特汽车公司重整汽车产业。其中一个杰出人物叫麦克纳马拉，做过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美国国防部部长，又到世界银行当行长。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管理精神鼓吹管理是万能的，管理精英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进行各个行业整合，于是产生跨行业的多元并购，形成很多的跨行业寡头。由于七十年代的滞胀，美国经济全面衰退十年，很多人总结由于跨行业收购导致了盲目的浪费社会资源，于是八十年代开始分拆，主要是基于金融买家的并购。一批金融家介入进来，通过发行垃圾债券获得融资能力，对企业进行市场估值，买进或卖出。在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初期金融买家的介入，导致第四次大的并购高潮。我们现在进入第五次并购高潮，应该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现在每年全球的并购大体２５０００亿美金左右，由于离我们太近，还难以判断其长期特征。一般来说，我认为这是基于全球资源配置的一次并购浪潮。一个产业不能仅仅在一个国度之内展开资源配备，应当在全球范围进行企业并购。比如ＯＥＭ方式将很多加工业外包到拉美、亚洲、非洲国家，而金融业则集中在英国、美国等。今天，任何一种高科技的应用都会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本投入，这次浪潮中，并购规模非常大，跨国度，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
我们讨论一下第五次并购的特点。一个是基于全球战略的并购。任何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六十年代叫跨国公司，现在应叫全球公司，因为很难说哪国跨到哪国，它是全球定位经营的公司，它的经营战略是基于全球的战略。
第二个特点就是面向“新大陆”的并购。这是日本人大前研一提出的一个观点。现在世界上七个大陆，南极洲没有开发，六个大陆基本上已经被工业化浪潮开发。还有一个新大陆，看不见的大陆，这个大陆由信息和物流构成的。大家看不到这个大陆，但是实际上有。在六个大陆上传统行业已经确定谁是霸主，谁是发达国家谁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新大陆谁是霸主还不知道，各个全球公司都想获得一份领地，现在的并购很多是面向新大陆的并购。
第三个特点是并购的规模大，速度非常之快。过去一个并购需要五年到十年整合期，现在一般一个并购三到四个月完成。去年很大一个并购，由克莱斯勒和奔驰两个汽车公司完成，资产一千多个亿。从讨论这个并购到签字只有１７个小时，一共三百个多个律师，谈了１７个小时完成了这个收购。此外，并购的深度不一样。一个并购不单单是一个财务并购，而且包括技术转移，整个破坏原来企业甚至产业的结构。比如中国过去生产医药的行业，医药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产品链条，它人为被计划经济切割成化工、石油、医药，纵向切割为很多计划部门。由于各个条条框框产品形成不了，德国公司到中国来以后，完全打破部门割据，进行横向并购之后，到境外深度组合，重新整合形成大的医药集团。
最后，在量子力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叫测不准定理，粒子和波向不能同时准确测量，或者说确定位置就不能确定速度，确定速度不能确定位置。今天，我们在看全球并购同样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大学学经济学时，在研究国际关系，全球经济的时候看什么指标？看贸易，看资本，看黄金价格，看油价，看利率汇率，所有这些东西是一百年前经济学的东西，很表象的东西。比如汇价已不再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了，有很多超级的金融大鳄调控汇价，可以转移价格，包括油价的变化都是政治的需要，不单单是金融问题。我们看到指标，却并不知道后面的动力变化。什么导致这个变化呢？我认为，至少并购是促进全球经济重组一个深层的动力，是导致指标变化的内因之一。像一个地震一样，你看到地面楼房倒塌，可以测算外部指标的变化，而地球内部动力左冲右突的东西却看不到。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表面，通过对并购的分析可以感受到深层的因素，世界很多经济调整背后都是并购调整的。
我们可以用一张表做一个比较，虽然不够科学，给可以给大家一个感觉。这个表是2000年全球大型并购交易和一个国家ＧＮＰ的比较。去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并购资本总额达到近1800亿美金，两个药厂辉瑞和英国的兰伯特合并1400 亿。而香港一年GNP总额为1617亿，时代华纳的一次收购大体相当于香港的或新加坡或巴基斯坦整个国家的一年的国民财富总量。再如，达沃丰公司并购相当于一个新西兰，美国电信公司并购相当于一个匈牙利或阿尔及利亚等等。当然，这不是很准确的东西，不能拿并购额和国家财富相比。但从数量上来感觉，一次大的并购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份量的时候，这时候的并购就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会涉及到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的重大变化。一次大的并购将是全球经济的调整，需要许多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和配合。比如波音和麦道的合并打破了美国反垄断法，但为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美国国会讨并通过了并购。这次豁免导致欧洲议会的抗议，这样对欧洲的飞机产业是重大的影响，影响全球稳定，于是国际官司打了几年。我们在讨论全球公司对中国收购的问题，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安全问题。
ＷＴＯ给我们很多的机遇，但是更多是挑战。
第一，这是空前的开放。我们号称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二十年来中基本没有真正开放过，开放是象征性。过去中国有一道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外到中国来的只能是全球五百强或者一千个重要公司，中国有很多风险，进入成本太高，只有全球大公司才有机会到中国来。它跟谁谈？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企业，它只能跟中国政府谈，跟中国政府所管理的中国石油、中国电信、邮电，五矿、海油来谈判。这种情况下，国外是私有制，服从市场的运作，中国的是政府的，服从于计划经济。两个谈恋爱，没有化学反应。于是这么多年，外面觉得中国不开放，有很多风险，中国觉得没有真正把技术带进来，双方不断在妥协、斗争，这种开放只能是象征性的，意识形态起很大的作用。当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跟未来的开放比还只是象征意义。随着ＷＴＯ以后这个墙倒下了，全球的中小企业可以登堂入室直接到中国来，它没有必要跑北京，直接到上海，到苏州，到广州直接找中国企业家。企业家第一次真正见面，过去叫企业家和政治家见面讨论二十年，现在有可能企业家和企业家见面，因此目前的开放是真正第一次开放，而且这种势头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伦理状态、文化甚至政治格局都会有冲击。
第二个是全球标准的实施。过去在不开放的情况下我们强调中华民族特点，强调中国的国情。在全球化开放之后，这些说法很困难，你必须接受全球标准。你不接受全球标准你会有很大的代价，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全球。不是中国一开门全球资本就会进来，想开放的不仅是中国，印度也没有加入ＷＴＯ，大家都在等。ＷＴＯ外资进来能不能生根，能不能占据市场，有没有生存机制，中国的产权机制怎么样，中国的观念怎么样，能不能接受还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要学会遵守国际规则，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代价。
第三个是国家竞争能力的定位。我们很多官员，特别是中国大公司的官员感觉很好，他不真正清楚ＷＴＯ是什么，理论上夸夸其谈，实际上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印度第六大制鞋公司，为了加入ＷＴＯ做了四百页的研究。我们搞ＷＴＯ研究，往往讨论伟大的形势，开放，观念，政策，而这家印度公司却没有这些，人家全是数据。报告上分析，如果今天我排第六，制鞋行业占到印度市场２０％，加入ＷＴＯ后，关税每降低一个点，我一下变成第２５位，外来进来３０家，国内破产一千家。降低两个点，我排第７０名，外面进来５０家，国内又破产两千家，降低２.５点，本公司破产。看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做这样的研究！很多公司以为，ＷＴＯ是龙永图他们的事，和咱们没有关系。关于ＷＴＯ的材料都是国家的机密，老百姓看不到，企业看不到，研究者也只有出口转内销，我们很难看到。中国政府是一个人民的政府，习惯当家作主，觉得比老百姓们聪明，替人民安排好了。我们就安心生产，政府把所有的问题扛住了。必须了解，ＷＴＯ不仅仅是政府的事，ＷＴＯ就在你身边。我们在ＷＴＯ后必须重新定位国家竞争能力。中国在全球到底有多少竞争能力，无须谈智力软件业，能源产业等，即使是我们较为乐观的制造业也很难说。
第四是建立有效的防卫体系。这种防卫体系要正确理解，ＷＴＯ来了我们要建一个墙，来保护民族工业，这个观念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进行，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有问题的。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不开放，是不进入全球化。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最大不安全是拒绝加入全球化。我们竞争对手是谁？对于中国的国家来说我们竞争对手作为总体来说，我们对手是全球公司，不是美国公司，日本公司，他们是全球公司。我们要研究我们的竞争对手，全球公司有什么特点？
第一，反国家干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后，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小，企业可以在全世界游动，你很难控制。政府不让我生产，我就可以进口。什么不能进口，土地都能进口。日本没有资源，地少，粮食不够，他要进口，直接进口农产品，实际上相当进口了土地资源。连土地资源都可以全球流动，国家主权体现在什么地方？要考虑全球公司反国家干预能力。
另外，全球公司生存很大的一个活动量在信息资源和电子空间。依靠信息资源来生存，发展中国家靠自然界，天然的资源，靠一些政府的强制性的垄断，有时候违反市场规律的组织。在西方，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商业伦理已经成为社会基础设施了，他们的竞争建立在信息资源和电子空间当中，因此这个方面我们很落后，比如互联网上的信息和交易，我们很难限制，今天堵了这个，明天从那儿绕过来了。建立在信息资源和电子空间的全球公司很难防范。
第三，高能量的金融支持。如果一百块钱放你兜里，就是一百块，放到银行有一点利息，一百变成１５０，放到证券商通过资本市场变成八块。随着金融机构的介入，资金的金融能量放大很多很快。这个数值是不一样的，在本世纪初的时候，纽约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通常是三倍市盈率。在美国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是在２０倍，金融能量太高，传统运做手段承受不了，经济大危机崩溃。在１９８７年大危机的时候市盈率达到７０倍左右，而去年一些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们组建了一个长期信贷基金，曾经做到３００倍市盈率，它操纵一块钱可以起三百块钱作用，索罗斯做到五百倍，甚至据说有上千倍。到这个程度，金融的力量已经大大强化了传统经济的力量，就不是一块钱的问题，要翻多少倍。在全球化时代，全球资产调动能力很强，这个倍数会越来越大。互联网的泡沫中一些公司市盈率是三千倍，还有更多的，包括中国的很多公司市盈率无限大。因为它没有一分钱收入，它的分母为零，市盈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无穷大。如果不没有控制金融的能量，全球经济的振荡就更大，东南亚的危机就表明了无序的高能量金融将有什么后果。
第四，控制力多元化。我们现在还仅仅谈控股权，我们国内老板谈判往往强调５１％控股，这个概念是二十年前的概念。真正的控股能力和５１％没有必然关系。控股权实际上是很狭小的东西，很多企业并不需要控股51%，我可能占１％就控制你全部。为什么？当你产品或企业的上游被人控制，下游被人控制，我给你百分之百你能怎么样？你得靠上游和下游来生存。很多中国企业四面被封住，他有９９％的控制权，没有意义，他没法生存。很多跨国公司不要求控制５１％，做第三大股东，占１０％。我把１０％你的信息流物流控制住，你控制别的有什么用。普尔斯马特中所有的货柜，货９９％是你的，只有１％的现金收银台被人家控制。你什么都有，但没有现金收银台，你所有现金从哪儿走？这就是控股权，控制力，我们很多企业谈判不知道，觉得拿到５１％很高枕无忧了，不是那样的。
另外快速反应能力。全球公司跑得快。运动员要跑百米冲刺，要准备跑鞋等等，一共六条跑道被人封死了，你还准备什么，抢跑道的能力很重要，全球公司抢跑道的能力强，不要说准备多好，抢跑道的能力更重要。
根据全球公司这样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第一个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打了差不多一百多年，暂时进入新的状态，僵持状态，这里有很多冷战思维延续的。大家互相抓商业间谍，很多方面在经济上求控制力，所以不是全球化当中就没有这些东西了，而是全球化当中工业间谍也会全球化了。台湾一个卖贴胶布的大老板，也是台湾的富豪之一，几十个亿产值，全世界第一。作为台北网球协会会长，很高兴到美国打网球，到美国打网球，一个华人约他谈话，说了很多诱供的话，过程当中全部录音。他曾经和这个华人有交往，这个华人任职于美国公司，也是他们在亚洲的最大竞争对手。他们曾经讨论合作没成功，就利用台湾老板到美国打网球扣住，起诉，在美国监狱呆了三年多，不能离开美国。最近终于回到台湾，现在他开始反诉。全球化后，这个东西会很多。考虑到东西方的冷战思维，全球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的情报战可能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
第二，游戏规则的调整。我们玩的东西别人已经玩多少年，我们进入这个程序里面，你不太可能自己随便出牌，必须按照别人去办。我们定向思维几十年的习惯，让人家带你玩，现在三缺一，还不一定缺你。提自己的规则不可能，想在牌局上站住维持好，必须打出好牌。首先了解规则，而用别人的规则可能破坏很多原来的秩序，这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赢者总有特殊的地位，随时调整规则。比如最近大家知道的全世界温室效应会议和京都条约，其它国家都同意了，美国不同意，所有人都骂，但没办法。
第三，并购的价值剥削。利用高能货币收购你，你肯定是弱势。为什么很多上市公司愿意玩并购游戏，他以市盈率２０倍的货币，买你一大堆不到三倍的资产，何乐不为？越高市盈率的公司就越喜欢玩这个游戏，这个过程一定会出现剥削，不是伦理上的剥削。我是弱势，他是强势，他收购你没办法。我们国内企业由于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乖乖听话，按照国家统一步骤，想上市也不行，不想上市非拉你上。别人准备多少年，一吃一个准，这时候我们怎么来开放。此外还有产业的压制。人家持高端，你在低端，高端技术一定会通过各种价格打压方方面面的低端产业。
最后，对全球周期的依赖。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相对损失不大，很大原因是我们没有开放，我们能封闭，人民币不能汇兑，外汇不能随便出去，我们抑制资本外流。印尼不行，泰国不行，韩国不行，要依赖全球经济周期。如果没有这个墙怎么办？尽管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表面上和全球经济没关系，全球经济危机来的时候，很难说了。比如互联网泡沫一炸开，开网站少了，计算机卖不动了，芯片卖不动了，产业衰退卖东西卖不动，商店破产了，存货没有了，生产服装、粮食很多行业全受影响了。这是连锁反应，全球经济中链条更长。一旦处于这个链条当中，你就会受损失。有一个著名的混沌学理论谈到，由于在大西洋彼岸一个蝴蝶翅膀的煽动，导致气候变化，连锁反应到战争狂热者那儿，一激动就会按了核武器的开关，一个蝴蝶翅膀可能导致世界大战。我们必须要研究全球经济周期的连锁反应，尽管一个小企业也要有敏感性。
全球经济安全是什么？全球经济安全最根本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与竞争力。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就安全了。谈各种保护措施，使它没有发展起来，你的经济永远不安全。十几年我们使用砖头录音机的时候，谁能想到二十年后中国的家电横行全世界。只有二十年的时间，这种开放和竞争，导致整个行业起来了，经济安全了。尽管中国的家电只是在低端，但我们可以给全球的消费者造成一定威胁。你发展起来就会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了。
第二，全球化依存程度。必须和全球化合到一块才有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安全，不靠你我就不安全。因此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首先是如何把自己融入全球化，要互相依存，与巨人同行。当然，跟巨人同行心理得受点摧残，十岁小孩跟成年人同行，总是少吃一口，苦活你干。再过三十年你看，成年人躺床上了，你还是壮年，不能看短期。
第三，国家管制的规范。一谈到国家经济安全，往往政府官员出来说话了，你们搞了二十年市场经济，部委越减越少，这回权利来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重要，应当建两个安全委员会，出台一大堆文件。须知，国家管制必须规范，不能人为随意，人为随意将造成国家风险，使得人家感觉这个国家是个黑洞，不愿意来。我到你那儿不安全，我进来以后你永远有变化。中国政策来回变，中国人可以理解，外国人没法理解。大家很清楚，中国的政策变化到什么程度，“都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 。这就是中国的政策环境，咱们苦于应变，老外怎么研究，这样的地方谁来，我宁可少赚点钱也不来了，我们管制到这个程度，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不安全的因素。
第四，意识形态的调整。大家首先感觉到，全球化得听人家的，我们当家作主的日子过去了，就有很多的反弹，包括观念上的，尤其在并购上。我们谈并购，都是想我吃别人，从来没想到别人吃我，别人吃我祖传家业，对不起党和人民，怎么也不能在我手里败了，宁可我烂了也不并购。尽管我们只是些破铜烂铁，但是在帐面上还有残值，如果谁动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很大的罪行。这里面如何判断？国有资产在那儿摆在，像冰棍一样在阳光晒着，天天流淌，没事，谁要啃一口，立刻抓起来，国有资产就在你这儿流失了。那些东西烂掉没关系，实在不行就转到“信达”，还有“长城”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如果四大公司消化完了，再成立四个，不断盘活，生生不息。这叫落后的意识形态，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很多观念问题我们要讨论，否则会严重阻碍全球化的进程。
另外，反垄断法的制定。各界都在谈，谈来谈去，头几年只要拥有权利的部门就认为反垄断法不重要，凡是弱势团体都说要建立反垄断法。最近几年比较接受全球化观念，现在矛盾在于谁来管，谁来执行。你不出法先出规则，反垄断法一定加紧推，为什么？全球的帝国主义都以反倾销来限制中国消费品出口的时候，我们是低端，稍微冲一点市场他们就反倾销。人家高端资本进来，到中国收购，到中国重组，我们连一点的招架都没有。我们至少应该有一个反垄断法，我们连一个说法没有，没有还手之力更无招架之功。中国市场上的胶卷只剩下三个了，柯达、富士，乐凯。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一个消费产业如果低于五个大的寡头的时候，数目已经高度垄断的行业了。高度垄断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影响，美国的微软要分拆，ＡＴ＆Ｔ要分拆。柯达胶卷控制在几家手里？矿泉水、饮料，我们自己很多民族工业努力不断做大，做了多少年才发现原来是为别人做嫁衣。娃哈哈、乐百氏及各种酸奶，做的挺雄壮，多年后一回头都是给法国达能集团做的，这就是竞争态势。
并购的审查规则。建立必要审查规则，有可能给民族工业争得宝贵的时间，另一方面也确实可能阻碍工业的资本聚集。定一个法，必须法理明晰，而通过并购的审查规则，则可以相当地宽。波音麦道并购明显违反反垄断法，但是通过了，通过并购审查规则来处理。法律出不来，出一点审查并购规则也是解决一点问题的。
第三，国企的并购代价。大家都谈国企重组，其实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利用外资并购。南韩解决金融机构困境，把大概十几个机构卖给老外，这不是垄断法的问题，而是审查规则，通过审查规则，要收购可以，但是承担多少年债务。我们守着二百多家非金融机构的烂资产，都可以拿到国外谈，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时候，能有一些讨价还价的机会，在这方面给国企增值再做一点贡献。
另外，消费者权益集团的形成。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指标是人民的福祉，消费者的权益。反垄断法都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我们每年265天，只有一天是消费者日，有压力集团。各行各业应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压力集团。这种消费者权益并不是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政府应当帮助培养消费者集团。现在我们的政府要学习如何避免直接伸手参与经济，学会从把手从经济里拉出来，同时要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帮助消费者权益集团形成，要扶植这个集团，让消费者来自己保护自己，消费者权益集团的形成也是保护国家权益的问题。比如说美国抗议我们的服装倾销不是政府出面，很多都是消费者团体去。美国各州都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团体，相当于大陆小脚侦缉队一样，根本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感觉中国在南部非洲一样，一坐就谈，你们进口这些东西影响我们就业。美国的劳动人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我们这边更多靠政府支持，欢迎外资，披红戴绿，就进来了。我们民族消费意识没有起来，民众权益集团没有形成。
国家安全问题，经济安全是见仁见智，有各种方式，个人的观点有很多偏颇之处。大家从事经营确定企业核心战略的时候，要考虑我们全球开放的环境当中，处于一个消费者权益觉醒时代，全球化社会会影响中国的企业并购朝着多元的方向进行，而不是靠政策来作用。要有一个经济安全的意识。谢谢大家。
提问：
第一个问题，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应当具有怎样的素质？一个出色投资公司应当具有哪些资源？ 第二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万盟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万盟在投资银行竞争当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投资银行市场，中国移动中国石化这种巨无霸的并购，中国中小公司积极参与这样的并购，这样的过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回答：
好的投资银行贴近市场，贴近客户。我们非常遗憾，中国投资银行业仍是一个特权行业，是靠一个特权。只要给个承销资格谁都可以上市，谁都可以做，没有承销资格再有好的服务也没有机会。当你没有特权，你的服务一定是最好的，当你有了特权，有了市场的时候，提供好服务的可能性是非常偶然的。简单地讲，如果父亲是房地产老板，儿子做门窗，我看这个门窗怎么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现在投资银行很大程度是这样的。第二，投资银行是两类，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巨型投资银行如摩根士丹利，主要职能帮助确定一个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在产业当中找大型的集团，以影响到整个经济格局为己任。也有另一类的专卖店小型投资银行，我们是专卖店之一。比如北京的女孩买香奈儿香水绝对不可能跑百货商场。中国有一大批小型投资银行在做特制服务，当然，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咨询公司都在炒股票，慢慢我相信会分化，形成不同品种，不同层面的专业投资银行，这是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三，中国市场和全球的合并速度非常快，这个不取决于政策。但是我们确有很多官员，我注意到一个部级官员，他在去年十月份之前做过讲演，说中国是特殊国情，中国的政策导致外资未来十年十五年看不到并购前景。六个月之后同样这个人在香港谈到，中国就鼓励外资进行并购。同样一个人变化这么快，这就是中国的并购政策。
提问：
我感觉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到了第四步，以前叫三吃，吃财政吃银行再吃股民，现在没得吃了，现在吃老外。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老外确实很强大。第二个还有一个民族经济的问题，还有我们主体地位的问题。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这种经济安全的底线，实际上您刚才说把自己的孩子养壮，我们想的孩子都是混血种，混血种根本不是自己的，感觉到不安全，我不知道这种经济安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回答：
谢谢你这个提问，让我再深入讨论一下。首先我开个玩笑，吃老外已经实现了，在互联网上，据说有２０亿左右美金进来了，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外国人替我们烧钱培养互联网。吃这是伦理评价，什么叫吃？我们习惯用伦理价值来评价一个世界，这在并购工作中是危险的东西。并购的时候不存在好和坏的问题，有一个规范，你的目标达到没达到。如果我在并购中要获得外国的技术，我很可能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被他吃掉。大家知道，十年前中国各地方政府搞上市，上市公司不能转移，在宁夏的上市公司要搬到上海，那还是了得的事，因为这是税源，一定要控制，地方保护。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进步，他毕竟知道叫“求所在不求所有”，至少这些官员比二十年前进步多了，那时是全部国家所有，不能有民间的。在全球化当中要有这个观点，求所在不求所有。如果中国很弱势，不进入被人甩掉，进到中国就变成混血，混血儿也是自己的孩子。底线就是一条，开放中求得发展。我们学习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指示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这个事好，不谈意识形态，我就做，只要能使我好起来。可能有地位高的官员讲，你们只讲短期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只看局部不看全局。问题是我们就是考虑了长期利益看了全局利益看了几十年，把经济看成这样了。在并购过程中，取得并购双方的一种价值实现，对这次并购是一个好事情，对周边有可能导致失业，并购裁员导致失业，也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美国并购谈了多少年时间了，如果这些人早早晚晚要失业，早晚要转型的话，不如早失业，但是如果处理好的并购，一定要有吸收，使它能够劳力转移，通过财务的方式，技术的方式，都能够吸收掉。把并购的价值判断留给企业，不要放在政府办公桌上，这是最主要的。
提问：
现在经济安全背后很重要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完全用经济的标准来评价这样一种并购的可行性有多大？
回答：
正是由于困扰我才提出，不知道怎么评价，你可以军事评价，社会评价，政治评价，人文评价，科技评价都可以，见仁见智。我是商人，我只能说商人的道理。不同利益团体，不同的期待互相制约，导致市场经济丰富多样，你提出的评价，任何人有权提出观点，每个人都有证据，有他的理由，不能轻易否定任何理由，看一个问题角度不一样，至少有这个场合让我们发表意见，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参考调整我的想法，这个事情微调的过程留给个人，不可能求得一致，这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经济安全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