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3 次) 时间：2001-08-07 10:47:21 来源：丁浩 (丁浩) 转载
如果仅仅在市场中的关键领域实行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不用搞也会活得很好，例如交通、电力、通讯、金融等。但是这样会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经济增长——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的真实写照。按照厉以宁的比喻：一只用木板围成的水桶，其最大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现在社会上闲散资金再多，却不能进入那些关键却又发展不足的经济领域，当然就导致了增长停滞。
大概是为了解决经济停滞的问题，一年以前，政府宣布把“西部开发”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正式启动。然而，我认定，“西部开发”的结局是不了了之、无功而返。
我国西部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这个事实短期内谁也无法改变。相同的资源，投放到东部和沿海，能产生更大的收益，解决更多的就业——这是市场给出的判断。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现阶段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去开发西部，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制度上取消不合理的限制，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西部的人口减少，再辅以自由的资源定价权力，西部的人均收入自然会上升与东部持平。等到东部的人口密度趋于饱和，出现规模不经济，其投资收益下降，“西部开发”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些问题樊纲在90年代中期就论述过。
樊纲还给出了一个关于腐败的简单定义：腐败就是用公权谋私利。这个定义比其他任何长篇累牍的论述都更能揭示治理腐败的有效方法——就是减少公权，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如今以来，腐败成为最重大最危险的社会问题，但是报纸上只会强调高薪养廉、重典治罪、抓大案要案、改造世界观等等不及根本的东西，我看了为之着急。
樊纲“不讲道德”的由来是，他若干年前写文章说经济学家应该不讲道德，引来批评，后来他澄清，他同意经济学家可以把道德作为经济变量因素来研究，但经济学家不应该进行道德说教，那是不务正业。以后，关于经济和道德相互关系的争论越来越多。
因为经济学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解释力，用它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道德规范，对其他学科的学术地位往往产生颠覆似的效果，人称经济学帝国主义。
薛兆丰是国内学者中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在他的“制度主义时代”中，很多超乎常规而又难以辩驳的言论。因为这些，有人奉他为“当代严复”，希望他担当启蒙中国人心智的重任，而反感他的人，则骂他是没有人性的经济动物。
1999年末，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引发了举国上下关于民族产业和自由贸易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到现在尚未结束，其中，薛兆丰不遗余力的反保护主义言论值得称道。
他用区区一个司机加油的例子说明：双边国际贸易中出现赤字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多边贸易中，在总和账户上，国际贸易必然归于平衡。他直指“爱国学者”的荒谬逻辑：外国销售商品是剥削，外国购买商品为掠夺，外国商品定价较高是霸道，商品定价较低为阴谋……所有这些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情绪偏执者、人云亦云者的胡说八道。
薛兆丰驳斥“爱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论述是这次对阵中我见到的最精妙的致命武器。而倡导自由贸易和揭露虚伪或盲目的民族主义的言论，也成为迄今为止薛兆丰最有社会价值的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