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时代(一) - 经济顶好 - 丁浩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09 次) 时间:2001-08-07 10:45:19 来源:丁浩 (丁浩) 转载

对经济学发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从过去到现在,从世界到中国,经济研究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数学、统计的方法。在此趋势下,数理学科的专业背景成为经济学学术竞争中的一项资本。而在经济学论文中加入或多或少的公式、图表,也成为一种惯例,或时髦。

有时我们会觉得某位经济学者的言论艰深难懂,原因如下:要么他是在面对专业内部人士进行表述;要么他是故弄玄虚;或者他的理论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无论如何,一种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理论,必然可以通过直白的语言或是现实的生活经验来加以说明。我认为,构建和论证某种经济理论,数学语言可能必不可少,但如果是去阐述某个观点,语言越简单越好。

据我所见,有过数理研究工作经历和成绩的经济学者,往往不太使用数学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相反,这些学者非常善于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去描述和解释经济问题。北京天则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还有广州中山大学的王则柯教授,是这方面的典范。

茅于轼先生最早从事过动力机车方面的研究,后来转向经济学,有多次出国交流访问的经历。以专业出身和治学经历而言,很难想象他对经济问题的阐释能对观众产生金庸小说式的吸引力。他在80年代出版过一本论著《择优分配原理》,有人因为看了这本书从此立志走向经济研究的人生道路。

王则柯教授数学专业出身,早在文革前就从事“拓扑学”的教研——那是数学专业中一个比较尖端的领域。70年代中后,他改专经济,曾多次长期赴美游学访问。因为多与美国学界交往,王则柯教授“面子很大”。话说斯坦福大学有一位斯蒂格利茨教授,曾在白宫、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顾问,撰写过美国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大腕。他于92年来中国访问时,鬼使神差,单独跑到王则柯家中与其“亲切会谈”,并给他的学生作了演讲报告,没有收出场费……我设想以王教授的数学功底和海外学术关系,如果要想卖弄炫耀,必定堂皇气派。幸好,王则柯教授常用平实朴素的语法写作,让广大读者受益不浅。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阅读到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樊纲的随笔集。在那本书的序言里他说,一个经济学家要会写三类文章:专业论文、政策建议还有普及读物。他那本命名《阳光与面包的联想》的文集,收录了他90年代初到中期的部分论文及小品文,看过后,我得出结论,一个学者对经济学的认识和把握,若不能深入,必不能浅出。樊纲因其学识(曾任国内第一经济刊物主编)、经历(留学哈佛归来)和丰盛的工作成果,自90年代后被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经由樊纲,我认识了与其并称“京城四少”的另三位经济学家:刘伟、魏杰、钟荣朋——这四位因为年龄相对年轻并且言论不同凡响而得名。据我所知,刘伟是北大经院的副院长,说话显得保守稳健;魏杰原在人民大学,后来到过国资局,最后转到清华,人长得很胖;钟荣朋是湖北人,确实不负“天上九头鸟”之歇语,看问题尖锐,敢言善言。

大约98年的时候,有人邀请刘伟、魏杰、钟荣朋再加上一直致力于推广破产法、外号“曹破产”的曹思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举办了一次巡回报告会,讲授经济政策、产业结构、企业发展等问题,所到之处大受欢迎,俨然刮起一阵旋风。事后我阅读他们的演讲纪录,好虽是好,但因为场合所限,谈问题还是有隔靴挠痒之感。

再下来认识了汪丁丁——跟其他一些影响重大的中年经济学家一样,他曾经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不知道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他的思想深邃而凝重。

有心人应该注意到,在近两年关于网络经济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中,汪丁丁是参与较多的少数“正宗”经济学家之一。相比之下,他的言论高雅、精致、专业,他那超凡脱俗的形象深入人心。从汪丁丁的文集《永远的徘徊》中得知,他很早以前求学于美国,后留居工作,后来到了香港任教,也曾去过德国。最新情况:北大任教。

除此以外,我又到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搜索引擎,我发现了“制度主义时代”——一个以制度经济学为主线传播经济学思想的个人网站,内容以站主的个人言论为主,但我认定它是国内最优秀的经济学站点之一。

这个站点的主人名叫薛兆丰,毕业于深圳大学,曾出国深造,后回到深圳工作。薛兆丰在国内舆论界崭露头角的时间不长,报刊称其为“青年经济学者”,但我对他未来的影响和地位非常看好。南方日报集团新近雄心勃勃地创办了一份报刊《21世纪经济报道》,在其中的专栏版面,他的名字和王则柯、梁小民等资深经济学家并列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