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8 次) 时间：2000-07-05 09:25:36 来源：杜彪 (zzzcjxy075) 原创-IT
杜 彪
搞好国有企业，不仅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发展，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更为激烈，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成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主导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把我们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加巩固，中国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要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能不能搞好国有经济也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作为我国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充满活力，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厦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一)、国有企业现状
我国国有企业的状况，据1998年统计资料，企业总数为792万,其中县以上国有企业9.86万,创造总产值2.08万亿;集体企业35.80万,创总产值1.86万亿;股份制企业为1.31万,创总产值0.43万亿;外商企业2.02万,创总产值0.83万亿等。国有企业的个数在县以上企业总数中占20%,但他们创造的总产值在5.2万亿工业总产值中却占到40%。
根据1999年统计资料，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３５３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５％。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简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下同）增加值２０３０７亿元，增长８．９％。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１１６０３亿元，增长７．４％；集体企业３４６２亿元，增长７％；股份制企业２９８６亿元，增长１１．２％；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４２０１亿元，增长１２．９％；其他经济类型企业７７５亿元，增长１３．３％。分轻重工业看，全年轻工业增加值８６９０亿元，增长８．３％；重工业增加值１１６１７亿元，增长９．３％。规模以上的全部工业增加值为23032亿，其中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加值占50%，是工业增加值的主体。
1996年末的国家普查资料：我国除农户、个体户以外，共有法人单位440.2万个，其中企业法人单位262.8万个，占法人单位60%.企业法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两大产业类别中。这两个行业的企业法人占全部企业法人的比重为76.6％；其他行业的企业法人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其中较大的有建筑业，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采掘业。营利性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与企业法人相近。
其中全部国有企业44.2万个,占16%。国有和集体企业法人占主体地位，其数量合计达到194.3万个，占总体的73.9％；私营企业法人个数为44.3万个，占总体的16.9％；外商、港澳台投资并投产开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1.1万个，所占比重为4.2％；股份制企业法人为7.2万个，所占比重为2.7%。
1999年，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202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加上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全部工业增加值为 34850亿元，增长8.8%。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82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5%；亏损企业亏损额减亏12.8%。纺织、建材、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扭亏增盈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回眸50年工业经济发展的风雨历程，倍感欢欣和鼓舞。我国工业从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不断壮大，发展成为今天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支柱，为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工业品严重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是从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基础开始的。1949年，全国只有 1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生产技术落后，原始的采掘业和工场手工业占40%以上；基础非常薄弱：纱32.7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度，钢15.8万吨；工业结构畸形，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为26.6：73.4。我国工业正是从这样的基础起步，经过50年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在50年的发展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我国工业保持了高速增长。1949－1998年间，按可比价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达 13.6%，其中1949－1978年增长12.9%，1979－1998年增长15.9%。工业规模不断壮大：从1952年到1998年，工业增加值由119.8亿元增加到3354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58倍；固定资产原值由149亿元增加到74211亿元，增长498倍.１９９９年，在国家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增加投入的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９８７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２％。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２１７１９亿元，增长６．１％，累计达95930亿元；集体经济投资４１９０亿元，与上年持平；居民个人投资３９６７亿元，增长６％。分投资管理渠道看，基本建设投资１２６１９亿元，增长５．９％；更新改造投资４４１９亿元，下降２．２％；房地产开发投资４０１０亿元，增长１１％。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均有新的进展，农村电网改造取得积极成效。
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已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26353亿元，居世界第四位。主要产品产量比建国初期成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自1996年以来，钢、煤、水泥、农用化肥、电视机的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 1位。1998年钢产量达1.16亿吨，原煤12.5亿吨，水泥5.36亿吨，农用化肥3010万吨，电视机3791.4万台，发电量 11670亿千瓦小时，原油1.61亿吨。外向型经济扩大，竞争力增强。1998年工业出口交货值达10842亿元，比1985年增长19.5倍,占销售产值的16.6%。
建国50年来，工业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52年我国GDP中工业只占 17.6％，之后工业比重逐年上升，1959年首次超过农业，为37.4％，1978年达到44.3％。八十年代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在GDP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1993年后又开始回升,1998年为42.2％，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始终是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1998年工业部门提供的税金达5860亿元。从国家财政收入的构成看，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中工业占30.2％，1978年上升到75.4％，1983年达到了 86%。1983年以后，随着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中来自工业的比重逐年有所回落，但从1991-1995年来看，年平均比重为 46.2%，依然高于其他部门。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和支持。1997年与1978年相比，小型拖拉机增长 5.2倍，联合收割机增长14.4倍，机动脱粒机增长2.6倍，汽车增长9.6倍，铁路机车增长 1.1倍，铁路客车增长2.2倍。
我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是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进行的。 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变化，到1998年，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
所有制结构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工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结构，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1978年，我国只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改革开放为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个体、私营工业等其他经济成份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企业组织结构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企业以资产为纽带,通过”三改一加强”，规模不断壮大，组织结构优化。大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1998年大中型企业23408个，其中工业增加值和资产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0.6%和69.9%。 199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64832亿元,人均装备10.5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43833亿元，固定资产系数为0.68。工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提高，与世界先进水平已大大缩小。
(二)、国有企业战略调整的必然性
国有企业改革已过20年，但直到今天，内部体制僵化，历史包袱沉重，折旧和技术更新改造慢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即将进入WTO的压力已使部分国有企业喘不过气来.80年代，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拨改贷”使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0％，多数贷款形成呆帐，坏帐，大大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国有企业不动大手术，必然拖住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影响中国21世纪国际竞争力。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不仅必要，而且也十分紧迫。
采用什么策略？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它不是一匹驯服的小马，一切可以服从人们的意志，受人们的指挥。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不讲计划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过权，让过利，搞过“拨改贷”，开展过经营承包，企业已经作到自主经营，用今天的眼光看，即使企业的现代化制度已经建立，已经做到“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任明确`管理科学”，企业也不一定就能发展上去。产品有没有前途，环境是否宽松，管理是否科学，经营有没有动力等，都是企业发展的必备条件，缺一而不可。能将这些因素统到一起的，就是资本市场。
资本流动是资本市场的生命。通过资本流动，扶优汰劣，淘汰落后，使资源向优势产业与企业集中，进而达到大发展。
证券市场在中国已经有了合法地位，而且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已经认识到它不仅可以化解银行与金融风险，还可以为国有企业发展进行融资。国有企业已经可以上市。东风汽车、武钢、首钢等一大批国有企业已经进入证券市场，丰富了证券市场内容，扩大了证券市场容量。首钢是中国的超级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使它发生了大的战略改革;通过战略改革,它也更适应了证券市场的要求。首钢的战略调整,是中国国有企业施行大战略的写照。
首钢上市发行股份正置我国证券市场处于新发展的关头。政府对证券市场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走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发行首钢股份为先例，允许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直接介入一级市场，为证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资金源。一级市场的部分较高利润将以对法人配售的形式，直接分给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允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在一级市场上配售新股是一个好的开端。
以股份上市为手段,必然对国有企业的传统体制与管理带来巨大冲击。产业结构不调整不行,产业组织不改革不行,领导机制不变也不行。首钢作了这些方面的改革,就焕发出了新的青春与活力。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钢铁是“成熟产业”，必须与高新科技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国际市场，这就是首钢巨额投资进行技术改造的原因。研究中国21世纪的的广大农村，钢铁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0％，还有70%的人口在农村，如果将城市化人口提高到70％，就是再有5亿人进城，其住宅建设、基础建设所用钢铁就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把家用汽车与农用机械加进去，我们的钢铁还得翻番。从国际产业变动看，发达国家的钢产量已经饱和，但发展中国家的钢铁工业还方兴未艾。
第二、产业组织调整。钢铁工业需要规模效益。如果小厂林立，遍地开花，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是无法上去的。瞄准国际先进水平，首钢要上特大规模，只靠企业与国家投资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集资，需要证券市场融资。通过发行股票方式迅速扩张股本，然后对其他缺乏经营规模的企业进行兼并，引进先进技术，形成我国钢铁大企业。与企业生产方式与规模的变化，产业组织也需要调整，需要有质的飞跃。
第三、企业领导机制的改造。政府管理企业，行政主宰经营，整个企业操纵在几个“长”字手里。而股份制企业则不同，不能再条块分割，各据一方。股东，不管是国有还是其他所有者，只要出资，就可以依自己的股本享有相应的权利。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不是政府，而是股东大会；最高决策机构不是党委，而是董事会。股东通过董事会行使自己的决策权。这就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家的造就，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三）、国有企业上市的模式
消费市场不旺，物价还在下降，储蓄分流不明显，国有企业仍然困难，下岗职工增多，经济增长趋缓，国民经济陷进了怪圈。不是政策力度不够，而是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来自政府，而是证券市场。通过投资者的分析与投资行为，扶优汰劣，进而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证券市场的活跃与繁荣，可以有效促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走上良性轨道。
股市是国民经济“晴雨表”。它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融资结构，为社会建立一套适应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资本分布结构，使大量闲散社会资金流入经济实体中。其次，证券市场在资本流动中实现了优化配置，从而能够加快国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三是股市的所谓财富效应。股市上涨将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消费支出增加，进而在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不活，国民经济难以从根本上活起来。证券市场的活跃，剌激投资，增加消费预期，分流巨额储蓄，其中心都是围绕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与环境。因为各种宏观政策所驱动的社会资金运动如果不通过企业的有效再生产过程，就不能形成国民收入的真实增长。中国股市的景气度会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速度，进而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融资结构及方式决定企业的治理结构。从现代企业制度的机理看，小资本通过“金融交易”汇聚成大资本，形成开发资本能力；同时，“金融交易”使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约关系，即股东与经营的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就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企业运作就会建立在信用监控与市场评价双重约束上。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结构优于传统企业治理结构的地方。
证券市场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通道。资金不足，负债率高，国有企业举步艰难，这是表象，从深层看，产权结构不合理、责权不分，特别是国有产权不能进入证券市场流通，导致大量国有资本死滞、沉淀，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得到有效配置。部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营机制，只是把“上市”当作“圈钱”手段，从而佐证了企业改制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的“注资”，而在于将原来封闭式的产权结构变为全开放式的产权结构，让其接受市场的评价与检验，在不断的运动中得到保值与增值。资本市场为它创造了条件。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要使国有企业真正转机换制，重组上市是有效途径。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限责任公司。凡上市公司必须是有限责任公司，负无限连带责任企业不能上。2`产品与服务要有发展前途，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的股票无人要。3`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办“社会”的现象非常严重，上市前必须将这部分剥离掉，做互轻装阵。国有企业重组上市模式有：整体上市；分拆上市；聚合上市和买壳上市。
第一、整体上市
整体上市：将全部资产投入到股份有限公司或吸收他人共组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为股本，增资扩股，经审批后，发行股票上市，进入证券市场。
这种方式称为“造壳”，企业不需要对其资产进行剥离，重组过程简单，重组时间短。原有职工在上市公司中，避免了内部人员变动的矛盾。由于企业在重组时不能剥离效益低下的资产，不能裁减冗员，这是整体上市的弊端。但通过增资扩股，增加从证券市场上筹资的数量，并可通过资产、业务整合产生协调效应。
其条件是：非生产体系比重小；上市后能有效消化内部劳动力；企业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离退休职工养老制度改革等已走向市场，不再成为企业包袱；本身已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分拆上市
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原企业“一分为二”，将企业专业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变有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将其它部门分离出去。分离出去的人有情绪，对立现象严重，重组时间长。但这种分离是必须的，没有相应的分离，拖着包袱上市，股票就难以发出去。上市公司与非上市部分之间将存在产品、服务等多方面的分家问题，这些关联交易处理比较复杂，可能会影响其它股东权益以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如果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内容多，而且效益低下，辅助性生产系统数量大，需要专业生产进行补切，就只有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上市公司还要“造壳”。大量低效益的资产纳入股份有限公司，会导致企业资产利润率低，上市筹资缺乏吸引力，也可能导致资产评估时人为减少资产数量，使国有资产人为流失。
还有主体重组上市。主体重组模式是指将企业的专业生产经营系统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资扩股上市。原企业变成控股公司，原企业专业生产经营系统改组为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这种模式保留原企业，成为控股公司。
主体重组上市模式由于将原企业作为集团控股公司，有利于企业以整个集团利益为出发点，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部分矛盾可以在集团内部得以协调处理。这种形式有利于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重整，可将部分负债转移到控股公司，或与控股公司实行资产转换，以获得良好的赢利能力，保持配股资格，获取较高的配股价。否则，如上市公司因业绩不理想失去配股融资资格或摘牌，将是极大浪费。
第三、聚合上市
新建聚合上市是指企业设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集团内部资产结构，根据一定原则把适量资产集聚在新股份公司中，以此增资扩股，发行股票和上市的重组模式。这一模式的重组主体多为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重组对象为有一定关联性的下属企业，新设的股份公司成为专业管理的控股公司。
这种模式是集团内部资产的结构调整，重组难度不大，重组时间也不需很长，可以克服集团公司太大，而下属企业又太小的矛盾；构造出的股份公司结构合理，规模适中，增强了集团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新建股份公司上市，成为整个集团公司吸收社会资金的组织载体，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使集团能以较小的资本投入控制较大规模的资产。
除上述模式外，企业还可以将非上市母公司资产转换到上市子公司中，通过上市子公司从证券市场集聚资金，壮大集团。在实践中，借上市子公司的“壳”达到上市目的，即所说的借壳上市。
国有企业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借壳上市的办法。借壳上市的企业本身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方，不需要通过证券市场近期股或收购上市公司再注资发行股票，节省了买壳及清壳所需成本和时间。借壳上市中当事双方相互了解，在资产注入、市场融资及日后的经营管理上容易融合。
第四、买壳上市
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收购并控股一家上市公司，然后再由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的控股公司的资产，从而将非上市公司的资本注入到上市公司中，实现非上市公司间接上市的目的。非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壳公司”和被收购上市“壳公司”反收购非上市公司全部或大部分资产的双重组合收购。
买壳上市不必经过漫长的市批、登记、公开发行手续，可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上市目的；“壳公司”通常业务规模小，业绩平淡或不佳，股本规模小，股价低，因而收购成本低，企业可实现低成本扩张。企业买壳上市后，可合并“壳公司”的资产和业务，扩大发展。
买壳上市成功的关键在于购并双方实现资产重组和资源配置优化，买壳方对“壳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极为重要。不仅如此，买壳方控股后的整合工作（如经营、财务上的协同）必须深入到合理的产业资源再配置和优化经营管理中，只有“壳公司”经营业绩及成长性的提高才能真正给买壳方带来稳定的收益。
(四）、老国有企业的战略改革
老国有企业的改造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应以存量挖潜为主，增量投资为辅；提高效率为主，扩大规模为辅；传统产业改造为主，新兴产业导入为辅。要搞好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必须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与技术改造三个方面入手，综合治理。
老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有共性原因，如体制、机制、社会负担等，也有其特殊原因，如产业结构退化、观念陈旧等。提升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在国有企业管理上下功夫,抓老企业市场竞争力,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增强持续创新能力等。
所有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老国有企业都是国家单一所有,不利于企业分担风险与市场竞争,必须改变单一所有的现状,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推行产权多元化；原有主导产业要走规模经济、技术工艺更新、产品结构更新换代之路；加速培育替代产业，形成合理的结构层级；把技改重心放在附加值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上；在改造的前提下再构企业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包括输出、输入、技术、加工、差异与资本等。
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将一部分国有企业改造成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大量引进非国有股本，借以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经营者收入与资本保值增值直接挂钩，使企业成为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经营实体。
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必须区分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对企业讲，技改的目标应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企业有机构成的的提高。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改仍沿用政府主导方式，但是，随着企业最终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真正主体，技改最终也将从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过渡到企业自主型。技改对企业讲,是个动态的连续过程，不是静态的间断行为。因此，政府在指导企业进行技改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使企业自身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改变目前这种隔几年进行一次大规模技改的方式，使技改成为企业追求竞争力的一种手段，逐步打破目前这种“落后———技改———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的根本出路。技术创新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机制是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目前，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根源在于产权不合理,所有制过分单一,经营者与职工都处于雇工地位所致。改革分配制度,让职工的主体收入来自于股金分红,经营者与职工就会拚命。拚命+才能=企业效益。
(五)、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
国家的建设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这为陕西与中西部企业的大发展将带来机遇。如何利用机遇,如何在机遇中发展自己,就是摆在这些企业面前的课题。
发展工商业,推动工商大发展,是振兴整个西部经济的主线。主要战略目标是:
第一、将“原料基地目标”转为“兴区富民目标”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国家对西部的投入除了国防建设外,主要是当地资源的开发，把西部当作东部加工企业的原料、燃料产地，通过“固定协作”的方式建立了东西部由部门管理的分工体系。西部开发的结果并未使其获得应有的快速增长，当地居民也没有得到太大实惠，反而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
区域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在满足全国发展需要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繁荣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目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从主要服务东部的目标转向“富民兴区”，通过自身努力、国家适当扶持和东部的援助，实现西部社会经济的振兴，使西部居民与东部一样尽快走上富裕之路。
第二、以政府主导型转开发向企业主导型开发
在计划体制下，开发的主体是国家，属“国家推动型开发”。国家在西部一些点上开发，造成不合理的建设布局，形成投资效益低下，与地方经济融合性差，对国家产生高度依赖等问题。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非国家预算投资的份额已占到全社会的95％以上。这样，决定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已不可能是国家投资，而在于社会法人、社会居民与外商。他们成为投资主体，就改变了“等、靠、要”的局面，把发建基点放在发愤图强、开拓进取的基础上。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主要扮演两方面角色，一方面是利用国家掌握的有限财力，实施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直接发展援助；另一方面是利用国家掌握的政策资源，引导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及企业“西进”。
第三、由“资源依托型开发”转向“市场导向型开发”
西部地区传统的发展思路就是“立足资源搞开发”，本地有什么资源就生产什么产品。这种传统思路目前已难以为继。很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地区产业选择和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仅是当地资源；而且资源性产业大都具有成本递增的特点，当资源开发到一定深度后，难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益水平；如果一个地区长期将资源性产业作为支柱，那么资源的枯竭势必导致地区经济的衰退。
目前西部的一些矿业城市（包括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已面临“矿竭城衰”的危机，亟待进行产业转型。因此，西部大开发首先要考虑的不应是本地有多么丰富的资源，而是要对国内外市场状况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然后结合区情作出合理的决策。
第四、由“地区比较优势”转向“地区竞争优势”
“特色产业”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种选择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人无我有”的情形只能是少数和暂时的。在我国加入WTO后，一方面国际跨国资本的进入必然对西部弱小的产业形成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也会进一步扩大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如铁矿、石油、其他矿产品和棉花等农产品资源。因而，要使西部地区融入市场经济和开放环境，必须着力培育西部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力争“人有我优”。在这方面，加快西部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重组，加强西部的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培育西部地区竞争优势的核心。
每五、由“掠夺性开发”转向“可持续性开发”
长期来，对资源的开发是“有水快抽”，“狠抽”，“竭泽而渔”，采取的办法是掠夺式，对资源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了很大破坏。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既要考虑到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首先要对重要资源实行保护性开发，原则上凡是能够从国际市场上低价进口的资源品，尽可能不在国内开采，石油资源应作为战略性储备，减少开采强度；要避免把“大开发”等同于“大开荒”的做法，将“生态环境整治，再造山川秀美”作为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消除“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繁衍。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振兴是生态环境根本改善的基础。
（六）、2000年闯关
国有企业目前在整体上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具体表现在停产和半产的企业增多，下岗和半下岗的职工增多，总体经济效益持续下滑。这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因此，定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打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不仅是经济任务，而且也是政治任务，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世界组织,其形势对我们更加严峻,既有机遇,更多的是挑战。国有企业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这就是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改革主体的培育,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政策的实施等。些问题不尽快解决。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们将是一场灾难。
如何改革?根据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大及其特点,拟重新给以定位。这就是将现有国有企业可以划分为三类，有必要对不同的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处理，作出战略性调整。
第一类是生产公共产业,主要生产”公共物品”，应由国家主办,如国防工业,城市基础设施,还有垄断性的资源，如石油、矿藏的开采等。国家独资，投资资金来自国家财政，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可以实行指令性计划，在一[下的范围内可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如职工持股待；其三，这是一种过渡性经济形式，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国家的消亡，它会逐步转化为全社会所有制。
第二类是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应控制在国家手里，方式是国家控股或参股，同时吸收社会法人个人的股份，使之成为混合经济，建立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多投资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这类企业也可以分三种：一是基础产业，如能源、交通、通讯等；二是支柱产业，如原材料工业、重要生产设备制造业等；三是先导性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等。这些企业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类企业中的骨干企业，应由国家控股，非骨干企业，国家可以参股。
第三类是一般的竞争性、盈利性企业。这类企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绝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都可归于此类，数量约占全国国有企业的98％。对于这一类企业，国家应逐步从中退出，实行非国有化，让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具体方式是转让权，搞股份合作制等。国家收回相应的货币资金，再投入到第一、二类企业中去，使过去分散、弱小的国有经济转化为集中、强大的国有经济。这实际上是”抓大放小”的战略方针的具体贯彻。只有这样，国有制形式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公有制形式，如合作股份合作制、劳动者为主的股份制、集体所有制等，只有极少数转化为个体或私营经济。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公有制经济仍然是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国有经济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而整个经济结构实现了战略性重组。这个过程的完成将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00年为国有企业的难关。国 有 企 业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作 用 ： 弥 补 市 场短缺 ； 发 展 战 略 性 民 族 产 业 ；为公有制经济的体现形式。但在市 场 经 济条 件 下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 是由政府自 封 的 ， 不 是 由 政 府 的 优 惠 政 策 扶 持 起 来 的 ， 也 不 是 由 政 府 的 行 政 命 令 所 确 定 的 ， 而 应 当 是 在 平 等 竞 争 中 形 成 的 。今年已经进入 2000年， 以 后怎么办，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它包 括 ：加 入 WTO的 新 形 势 ， 网 络 经 济 的 挑 战 ， 经 济 全 球 化 进 程 加 快 ， 管 理 方 法 的 更新 ， 产 业 的 兴 衰 更 迭 ， 资 本 重 组 、 兼 并 浪 潮 的 冲 击 等 等 。 国 企 如 何 迈 过 这 些 ” 高 门 槛” ?
尽管看法不 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大家认同的。这就是：第一、 深 化 国 企 改 革 。2000年 以 后 的 国 企 改 革 从 广 度 和 深 度 上 看，都不同于过去 。 从 广 度看 ， 它 将 包 括 决 定 和 影 响 企 业 运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 从 深 度看 ，它 将 直 接 涉 及 到 国 企 内 部 利 益 调 整 ， 改 革 的 难 度 将 更 大 。 同 时 ， 从 改 革 的 推 动 力 来 看 ， 新 一 轮 改 革 将 会 更 多 地 依 靠 市 场 力 量 ， 政 府 在 企 业 改 革 中 的 政 策 推 动 作 用 将 会 越 来 越 弱 。第二、是 将 彻 底 淡 化 国 企 的 行 政 色 彩 ， 使 国 企 成 为 真 正 的 企 业 。它包 括 ：消 除 国 企 的 行 政 级 别 和 厂 长 (经 理 )的 行 政 任 命 ， 使 企 业 成 为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要 求 的 经 济 实 体 ； 彻 底 改 变 国 企 的 传 统 用 工 制 度 和 大 包 大 揽 的 社 会 负 担 ， 使 其 轻 装 上 阵 ， 自 主 经 营 ； 造 就 职 业 家 的 经 理 人 员 队 伍 和 投 资 家 阶 层 ， 从 人 才 机 制 上 保 障 国 有 企 业 的 竞 争 能 力 。第三、 加 速 国 有 企 业 的 资 产 重 组 和 素 质 升 级 ， 使 国 企 从 数 量 型 转 到 质 量 型 。 过 去 ， 一 谈 到 国 ， 人 们 首 先 会 例 举 数 量 。 这 在 以 前 的 确 是 了 不 起 的 成 就 。 可 是 ， 2000年 以 后 ， 国 企 强 与 弱 ， 并 不 取 决 于 数 量 ， 而 在 于 质 量 如 何 。 现 在 从 国 家 政 策 上 已 经 明 确 ， 国 有 企 业 应 采 取 ” 有 进 有 退 ” 的 策 略 。 国 有 经 济 在 一 些 命 脉 产 业 、 自 然 垄 断 性 产 业 及 一 些 基 础 产 业 中 具 有 相 对 的 优 势 。 因 此 ， 国 有 经 济 应 该 逐 步 地 从 一 般 的 竞 争 性 产 业 退 出 来 ， 将 收 回 的 资 金 投 向 命 脉 产 业 、 自 然 垄 断 产 业 、 基 础 产 业 以 及 一 些 特 殊 产 业 。 这 种 ” 有 进 有 退 ” 就 是 最 终 使 国 企 的 发 展 由 数 量 型 转 向 质 量 型 。
我 国 国 有 企 业 已 经 具 备 了 迈 过 新 世 纪 ” 高 门 槛 ” 的 条 件 ： 改 革 的 大 政 方 针 、 方 向 与 目 标 都 已明 确 ； 一 些 由 政 府 统 一 规 定 的 企 业 改 革 的 办 法 、 途 径 ， 也 已 经 规 定 了 ； 在 企 业 改 革 方 面 已 经 积 累 了 一 定 的 可 供 参 考 的 经 验 ， 有 了 一 定 的 企 业 改 革 理 论 的 指 导 ； 企 业 改 革 日 益 法 制 化 ； 企 业 改 革 的 基 本 思 路 有 了 战 略 性 转 变 ； 国 有 企 业 的 状 况 已 经 发 生 了 深 刻 的 变 化 等 等 。 同 时 ， 正 在 进 行 的 国 企 三 年 解 困 工 作 ， 也 为 国 企 迈 过 新 世 纪 ” 高 门 槛 ” 创 造 了 良 好 条 件 。 2000年 是 国 企 脱 困 的 关 键 一 年 ， 使 大 多 数 大 中 型 国 企 摆 脱 困 境 是 可 以 实 现 的 。 当 然 ， 解 困 是 集 中 力 量 解 决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的 突 出 问 题 ， 是 重 点 突 破 ， 而 不 是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国 有 企 业 的 问 题 。 但 企 业 三 年 脱 困 目 标 的 实 现 ， 必 将 为 国 企 增 添 实 力 ， 使 其 顺 利 迈 进 新 世 纪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打好这场攻坚战，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认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经济意义和重大政治意义，切实担起应负的责任，进一步加强领导，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工作。”“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工作，去奋斗，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今年是完成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这一目标的第二年，也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下大决心、用大气力切实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