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6 次) 时间：2000-07-05 09:14:22 来源：杜彪 (zzzcjxy075) 原创-IT
杜 彪
管理,就其本质说,是人们夺取目标效益的手段与方法,包括经营主导意识与具体行为,属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范畴。形成的过程不同,区域文化不同,虽然都是管理,但却呈现出千差万别,有些还相差甚远。例如,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他们爱走极端,而我们则往往折中。10月革命后,他们对资产阶级“扫地出门”;而中国对资产阶级始终是“团结改造”。他们对斯大林彻底否定,我们对毛泽东三七开;他们经济改革的第一招,就是推翻共产党,我们是更换主要领导人。他们的经济改革是全盘私有化,我们还强调公有为主。他们从国有企业开刀,我们从人民公社开刀等。他们激进式改革导致国民经济大倒退,我们渐进式改革赢得国民经济以10%的速度在增长。他们求钢,我们侧柔,“一长制”的管理在俄罗斯行得通,但在中国却行不通,因为两国的国情不同,区域文化有别。再如,法治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人治在中国行得通,在美国不一定行得通。何也?国情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它们在随着经济一体化`相互交流的增多,又在逐步趋同,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
一、渊源
管理的特点,犹如人的秉性,有传统基因影响,也有所处地的人文环境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为有个性的复杂状。“山水易改,秉性难移”,这是先天论的机械论;“山水可改,秉性可移”,这是后天论的辩证论。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与高新科技滚滚而来的大潮中,人的秉 性与事业管理都遵从“适应”原则变化发展。它的内驱力就是在变化中不断创新,它的生命力就是在创新中不断变革自身。创新的目的在于适应市场竞争,变革的目的在于适应企业发展。
管理的种类,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但按各国的职业目录看,至少也在两千种以上。它们之间有差异,呈为五彩缤纷,但都行之有效。从哲学范畴上看,我们可以将管理分为两大类,即东方管理与 西方管理。它们渊源于两大文化体系。东方管理渊于华厦文化,包括儒、道、佛,其中以儒影响最大,主张群体和谐制;西方管理渊于古希腊文化,包括重物、重利、重规,其中以利益观影响最大,主张群体契约制。这两种文化意识的形成,与所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有关。西方管理,以美国为例,居民为欧洲、亚洲、非洲等地的移民,没有正统的人文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离散,因而形成了自我冒险、拚博的人文特点。中国所处的封闭地理环境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与外界交往不多,比较因循守旧;左邻右舍相对稳定,低头不见抬头见,主张和为本,以情结友;小生产风雨飘摇,经济地位使他们产生了两种要求,一是要通过艰苦奋斗求发展,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但必须稳妥;二是求安。在家,要求尊老爱幼,夫唱妻随,求其内安;在外,以血缘结成的亲戚,以地域结成的乡党,以利害结成的帮派等，求其外安。结邦拉派,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如果引导得好,这种非正式组织可以起建设作用。在国家体制上,三千多年的封建专治使他们具有服从的一面,但如果皇帝不施“仁政”,他们也有反抗的一面。这种求安求和求仁与对抗的中国人“情结”,就构成了中国管理的人事环境,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的复杂性。
中国的传统管理,构成了企业管理中的经验管理。传统管理,包括古典管理、近代管理、官僚资本管理、民族资本管理与解放区企业管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如古典管理中的人治管理，官僚资本管理中的命令管理，民族资本管理中的核算管理，根据地企业的计划与民主管理，使中国现行企业管理具有多棱镜色彩，折射出多重光华。其中最使我们受益的，就是管理中的中庸与柔性。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往往能收到加倍的回报!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企业粗放经营现状,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中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体制,要与宏观管理体制相适应,如上下对口的组织机构设置原则,形成一般企业的处科室多达30–50个。中国现行企业内部的粗放管理,并不是依靠科学原则就能完全运作的,没有行政命令与强制措施企业就不能运作。它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必须。现行的企业管理要强化自身的行政管理。经济措施是企业行政管理的付手,在现行的企业中不能颠倒。
二、汉化
在融化与被融化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强体”。中华民族是吸收力极强的民族,也是融化与改造力极强的民族。佛教本是印度人的宗教,传入中国后,早在南北朝时,就有人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引入佛经,企图让它中国化,为中国人所接受。到了唐代,经过禅宗六祖的改造,就更成为中国的佛教。据说五祖传位时,让大徒神秀作了一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试,勿使惹尘埃”。认为佛宗有形有体,伴你左右,督你向善,与佛教大乘法“一切皆空”的旨意有违。当时为杂僧的慧能,也即后来的六祖,听到上首法偈后就说:“菩提本非树,心也非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体无形,一切“皆空”;人人皆有向善的佛性,顿悟即能成佛,因而五祖将位传给他。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像王明那样的照搬,搞城市暴动,攻打“东宫”,势必藏送革命;经过毛泽东的改造,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胜利,形成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没有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改造,中国革命能能那样快取得胜利吗?企业管理也是一样,国外的东西必须汉化。这方面的经济教训太多了。计划经济是我们从前苏联学来的,繁琐与低效管理也是我们从前苏联学来的。对于西方管理,我们也要改造,使它为中国人所接受。例如 ,在企业管理中只讲西方人的法制不行,还必须讲东方的柔性管理,讲领导以自己的形象赢得支持,以人格美丽激励部属。
西方管理对中国企业讲,只能是借鉴,不可能完全代替中国的企业管理,而且也代替不了。因为中国本身是个强体!“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是我们对待西方管理的方针。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管理能够自成一家。中国企业管理产生的人文沃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华民族是富于创造的民族,他不仅会借鉴,而且还会改造,更会有自己的创新。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仕文化”,是“长官文化”,是“面子文化”。中国人好面子,重人情,重虚荣,好攀比。“面子”是礼仪的基础,是信诚的起点。“好面子”有什么不好?还有人说,中国管理思维与现代化有冲突,并说“创新冒险与求稳保守有冲突”,“民主与专制有冲突”,“人治与法制有冲突”,“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有冲突”等。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观,并不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缔。修身、养性、仁、义、礼、智、信,没有一项是“个体”,是“自我实现”,全是“如何处理群体关系”,旨在维系集体,内求凝聚,外求拓张,进而达到“平天下”、实现晟平世纪的伟业。
三、趋同
管理趋同是一种趋势,而且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西方原是自由经济,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碰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罗斯福为首的一些开明领袖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计划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待遇,既抑制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又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赢得了经济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计划经济,也同样碰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需要引进市场经济,激发企业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趋同。对于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与资本等概念的认识也已经趋同，我们与西方人的看法已没有大的差异。
作为企业管理，所管理的都是生产力的载体，其直接目标是盈利；在这种发展本能的要求下,其管理必须具有“钢性”,即以法治企。如果没有规章制度,全靠人治,那还能叫企业吗?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严格按规章制度执行,就不是好企业,企业也就发展不起来。这是所有企业的“共性”,而且是管理的主体。任何能发展起来的企业无一例外。西方的企业是这样,中国的企业也是这样。但作为企业的管理工作,又有自身的演化史,这必然又构成自身的特点。
不管是西方企业还是东方企业,其发展都都离不开五大因素:资金、机器、原材料、人与管理,其中的人是核心因素与唯一的活因素。只有管好人,然后才能管好其他因素,才能取得效益。但人不能单纯用行政办法,必须利用人性进行管理。这一点,美国通过霍桑实验、花了12年时间才认识到这点,并提了一套人性管理原则。 这些原则,经过几十年的验证,各国基本达成共识, 促使东西方管理都向“人本管理”方向发展。但至今理解仍然不同,西方人本管理的核心是“个体”,提倡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而东方的人本管理的核心是集体,以和为本,群策群力、共图大业。
但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与西方管理方法的引进,以及对中国现行企业管理的改造,二者之间的差异则越来越小。最近一期<公共关系>杂志提出“柔性公关”概念,并界定为:“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员工的感情需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从内心深处激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归属感。”这与西方的行为科学有什么区别呢?!
还要指出的是,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规定,旨在消灭贫困,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他们消灭贫困与职工福利政策的力度,有些我们还做不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商议,准备减免一些不发达国家所欠债务,这与我们的政策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