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32 次) 时间：2001-07-21 12:33:45 来源：王宏亮 (乐天) 转载
（原创：任不寐）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重大事变几乎都和全球化进程有关。费正清先生似乎这样说起中国的近代史，他说，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就是一个成年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精神界对“未成年地位”这种生存状况的一种超越，在同样意义上，“文革”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失败的焦虑的一种内部转化。
我们知道，朋霍斐尔在50年前宣告“人类已经成年”这一目标还远为实现，是生存理性的逼迫使我们在“文革”晚期重新与世界对话。遗憾的是，与我们对话的文化也不完全是“成人文化”，也是一种经济理性主导的“次原始文化”，我们面对一种更复杂的情势，这种复杂的情势引起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内部冲突。当这一冲突因一个“读书事件”而不可开交、远离思想本身的时候，我们突然被一件重大的经济事件裹挟进一个新的时代。
这件事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
也许，90年代中国精神文化界的各种喧嚷和沉静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折。中国进入PNTR这一事件意味着将在中国的思想界投入一种催化剂，一场边界更清晰的思想裂变将从此开始。
比如，90年代思想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经济全球化问题。当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法律事实的时候，各种对立的观点将由此产生新的变异。
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今天，“资本无国界”和“自由贸易”理论已经得到一种肯定，于是，劳工权利更现实地摆在它的面前。仅仅超越仇恨资本的思想局限现在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它必须为工具理性争取价值理性，或为经济自由的伦理目标奋斗，而这一点，是“经济”本身不可能“自生自发”的。它如果不调整其“公司全球主义”的立场，如果它不完成向“全球人道主义”的皈依，那么它的理性主义能否在一个缺乏理性传统的社会里实现它的保守主义理想？如今自由派的理想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但他们将发现，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缺乏信仰的自由已经不是自由，最后只剩下经济理性，结果是经济理性和灾民理性（实用主义）的密切合作，而这种合作的结果之一，作为这种合作的一种逆适应，可能就是精英激进主义和民众激进主义的合作。这样一种历史过程我们并不陌生。
激进派同样走到了十字路口。他们或者完全回到过去，回到20年代以后不断强大的对资本权力的反抗传统上去，或者为良知找到最后的、新的根基。但他们的文学抒情而不是理性思维习惯能使他们寻找到终极的精神资源吗？“新左派”可能更“左”，而未必会更“新”。它可能会继续向后退，赋予资本以反价值的判断，连“中国发展需要资金”这种常识都否定掉了。这种前景不在前面，也完全不是新概念，无论是哪些“后后后现代”的大师们赞助这样的理论。
此外，“现实主义”如今变得如此“现实”，以至它可能公开丧失了全部精神品质。这在客观上为思想界的伦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个伦理底线不断被突破的社会里，伦理和理性的合作与冲突都有可能发生，重建伦理也意味着新的思想分歧。在一种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中，伦理目标更可能压倒理性目标，但这条路通向过去。理性和伦理可能找到联合的支点、并因此支撑起一个宽容的未来吗？
当然，21世纪前段时间的中国精神状况也许还有新的可能性，一种联合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记忆的深度和良知的高度。如果100年的历史给我们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话，如果良知不再仅仅依托在神人或克里斯玛式的人物身上的话，我们就有理由中国精神状况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最近出现的一些所谓文化事件让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水平和理性水平深感忧虑。
但是无论如何，我提醒人们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它如此静悄悄的不为人知地开始，更说明了这场经济行动将带来真正的思想变革。中国精神已经进入“PNTR后的精神”，这的确是一次机遇。20世纪我们失去了一些机会，我们可能把握这次机会并将斗争哲学仅仅留在令人伤心的旧世纪吗？我们准备好了吗？是的，我们再一次进入考场，我们必须提供新的答案。但是现在看来，答案仍可能是旧的，这个陈旧的答案在20年代短命的的“黄金时代”结束时开始被提出来，90年代似乎就有知识人开始复制了。
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断续开放了100年的国度，这种环境是我们理性唯一的外在资源。面对世界，应该有一种更成熟的精神面貌了吧，这就是我对“PNTR后的精神”的一种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