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39 次) 时间：2001-07-03 19:40:08 来源：李然 (李然) 原创-非IT
潘岳，13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1986年回国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回美国继续学习工作。
1995年再次回国，先后在外研社、中华读书报、博库网站、中央编译局工作，生活一直处在无奈
的动荡之中
和潘岳谈话很简单，她总是把很难的事用简单而轻松的话讲出来，让你觉得那没什么，是最正
常不过的事了……
回国的念头一直没有消失
父母决定去美国的时候我才13岁，脑子里没有一点崇洋媚外的念头，纯粹的一个小姑娘，觉得
中国挺好的，在这里干什么心里都踏实，所以闹着要留下来。
大人当然不会由着我的性子来，但也没有摆出专政的架势。老爸使出了缓兵之计：现在听他
的，高中毕业以后才可以自己作决定。
我只有服从的份儿。
我想我是一个想法执着而简单的人，也许当时喜欢呆在中国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念头，但
它却留在我的心里，一直没有消失。
高中毕业之前我对老爸说我要到中国上大学，老爸很生气，他想象不出是什么使我对中国恋恋
不舍，放着平稳的路不走，非要想当然。
头脑简单。这也许是老爸最想教训我的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加州大学海洋生物系，也算是一向想当然的我做的一件比较实际的事，
因为在美国，理工科比较吃香；父母也像吃了一粒定心丸，以为大学都考上了，十有八九就会留下
来。
但我却依然回到了中国。老爸也终于知道，我不是说着玩玩儿的。
我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想当然，但是又得逞了。
最初我的打算是先复习一到两年，然后再参加统一的高考，但这条路的确十分辛苦。
我也没有放弃向北大申请的机会，希望能根据我的情况直接录取。虽然申请的过程艰辛，但结
果是令人兴奋的：由于我在美国高中的成绩很好，北大中文系同意对我单独进行考试，合格后可以
直接入学。
这种机会我是不会放过的，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听说以后也没有再出现。
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那可能是我认为最快乐的事。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其实有些孤僻，经
常一个人在家里念书，老爸出国时带了好几箱子的书，都被我看完了。这在事实上起到了两种作
用：一是使我一直保留要回中国的念头；另外，我的中文水平也得以提高。
后一点帮助我进入了北大中文系，在那里我还遇到了我的先生。
我心里知道父母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但他们有言在先，所以也不去进行事实上的干涉。这让我
感到舒服，也让我的想当然屡屡获得实践机会。这其间有一段时间例外，就是我上大三的时候。
那一年发生了“89学潮”。
父母在美国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其中以传闻和猜测居多，比如中国要限制公民自由，甚至
传出美中要断交的消息。
他们对身在北大的我紧张异常，几乎是天天催促我放弃学业回美国，任我怎么解释也没用。
“先回来再说”，他们决定使用一次家长权威。
为了让他们放心，大三的暑假，我终于买机票回去了，不过目的是说服他们同意我继续在北大
的学业。
当然，我又成功了，前提是毕业后回美国念书。
其实，那时候中国的大学生正处在出国潮中，似乎整个校园弥漫着的都是英语的味道，人人都
在为出国奔忙，留下的人在别人眼里仿佛就是不思进取的象征。而从表面上看，我“出国”是最容
易的，只要买一张机票就行。因此没有人认为我会留在中国，甚至连我自己也一度这样想。
班主任也在那时推了我一下。他在毕业分配之前问我：“去美国，是吧。”我点了点头。于是
分配工作的计划中，我的那一行就理所当然地被删了下去。
一张广告又把我送回中国
毕业之后，我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和我的先生结婚。但我们必须忍受分居的不便。
那时在美国的生活非常混乱，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以前上高中的加
里学校当数学助教，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念书，学英国文学和法语，偶尔还要回中国。有点像无头的
苍蝇，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94年，先生也以家属的身份到了美国，在夜校学习。那时候我正在加州州立大学读比较文学和
广告，一年后的一次机会把我们又送回了中国。
那天，我象平常一样走在大学的校园里，不经意间看到了一张广告，内容是征集一名领队，参
加95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我觉得这个工作非我莫属，马上去应征。
借着这次机会，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和先生一起回到了中国。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
们让自己留了下来，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丰台西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400块一个月。条件没什么可要求
的，没有煤气，也没有热水器；交通也很不便利，只有541路汽车可以坐，每隔一个小时开一班，
晚上8点之后就没车了。
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些。我发现我在中国竟然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因为我即不是包分配的大
学生，也不算留学归国人员，勉强可以算是归国华侨。但一提到归国华侨，十有八九是花白头发、
叶落归根的爷爷奶奶，象我这样年富力强的，还真让人为难。
于是，回国一年，一份工作也没有。
其间，也有几家单位想要我，但待遇让人无法接受，比如400块一个月，还要求天天坐班。
一年之后，我的中英文水平终于打动了外研社的领导，答应让我干一两年之后“转正”。当
时，我有一种农民式的朴素的喜悦，擦着汗水，眯着眼睛，仿佛可以看到金灿灿的收成了。
我以一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激情和干劲一头扎进了外研社的大楼，做图书编辑，策划，整天忙
得只会傻乐。后来，我又开始作《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的主编，每月出8个版。
我像一个饥饿的人渴望粮食一样地渴望工作，从来没有法定休息日。
早晨，我收拾行头准备工作，偶尔看到镜中的自己，早已不再是北大中文系的那个女孩儿，青
春就在我的环顾侧盼中慢慢流失。
我最风光的时候可能是主持全国大学英语辩论赛，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东西得到了恰如
其分的发挥，我甚至觉得以前的波折都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玩笑。我当时很忐忑地想：没准儿
这样干下去很快就会“转正” 了。
可是令我无法转正的原因也正是这次辩论赛。
按照事先的安排，主持完复赛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决赛由英国驻华大使夫人主持。但是，
我们社长临时把他的评委差使交给了我，不知道是他临阵退缩还是组织对我无限信任，反正我是名
不正言不顺地接过社长的枪，坐到了决赛的评委席上。
决赛的结果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了亚军，而决赛的间接结果是：北外的领导大光其火，接受
批评的自然是比赛的主办者——北外的下级单位——外研社。
当时的评委有七位，其中三位是北外的老师，三位是其他学校的英语教师，前者的票投给自己
的领导，后者的票投给了冠军，而使北外落败的那一票，自然就来自另一位评委——头脑简单、只
知道公平竞争那一套的——我。
领导放出话来，我也就别指望“那什么”了……
尝试着把工作和事业分开
希望没有了的时候，人就会想要逃生。
我发现外研社大楼的走廊没有尽头，没有窗户，只有一条下楼的楼梯。
我又回家了，心里有被捅了一刀的感觉。
就这么耗着吧，我想。
后来，我经朋友介绍到博库网站干了两个月，没什么意思。
这段时间很闲，没什么事可做，没事做的时候就喜欢想事情。
老爸还是时不时地叫我回去，朋友们还是时不时地问我为什么回来。
同班同学出去的没一个回来，还有两个嫁给了老外。
在美国的时候，特别关注中国的事，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作品，《读书》上文章也很喜欢。其
实英国文学也很好，可是在情感上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而中国的东西，即使是一张纸，也和你有
着不可言喻的关系，那种感觉很好。
很多留学生，在美国也过得不错，但给我的感觉只是在单纯地谋生，这种情感上的空白让我难
过。
我只想在中国，虽然中国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些东西让我难以忍受。其实我的想法还是很简
单：过普通人的生活，在一个公平合理的机制下好好干。我想这算不上是“想当然”。有时候我真
羡慕那些国家干部，当然有些无可奈何。
一个月前我到了中央编译局。那儿的情况不景气，那的一位领导听说我正在家耗着，叫我
去。
我去了，开始尝试着把工作和事业分离开。有时候，工作是别人的，事业是自己的。我有翻译
好的书想出版，还要继续翻译下去。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和先生一起译的，89年春天在北大的校园里开始，作品是莫里森的《宠
儿》，我们又花了6年时间改了无数次。因为是纯文学作品，开始没有出版社感兴趣。95年这本书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身价就不同了。
96年，它终于被放到了书店的货架上，我和先生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好。
我还有一本法语的《小王子》，也译完了，等着出呢。出版社一点也不着急，拖了好几年，现
在看来得去催催了，虽然不习惯干涉别人的工作，没办法。出版社也需要好的机制。
老爸经常说我头脑简单，没有计划好自己的路；现在有时候看到孩子在身边哭，才意识到自己
快到中年，也该好好计划一下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有人把它叫做坚持理想，或者叫“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