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88 次) 时间：2001-07-02 11:48:23 来源：方军 (方军) 原创-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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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台湾的CEO身上看到不同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台湾媒体的对CEO去职的不同的思维角度
(违反一次规则,还望大家谅解)
高风险‧高报酬 CEO下台风吹到台湾
作者：陈雅慧 《天下》 2001,5／第240期
二月，119位美国大型企业CEO下台。当CEO的职位不再是职场上的免死金牌，反而充满风险与压力，什么人还愿意当CEO？它的魅力在哪里？
起飞前，空中小姐关机门时不要往后看就好了。假如忍不住回头，就会想，我留了一个工作和许多朋友在这里……。」
许景崧前年上任花旗银行台湾区消费金融负责人，去年转任群益证券总经理，他十四岁大的儿子念过十所不同的学校。过去二十年都在跨国公司担任专业经理人的许景崧，形容自己在全球转战的代价是「没有朋友」。
「去年底，亚瑟科技二次调降财测时，我觉得自己应该请辞，负起责任。CEO没有什么借口，接受这个职位时，已经承担所有的责任。没有人强迫你当CEO，做不到的时候就要负责，」二月份刚刚上任的台林通信总经理陈德义博士，回忆过去这一段失败的经验。
愈来愈多CEO下台
当一个企业的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执行长），不再是表面的神气风光。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报导，今年二月，美国大企业的CEO，有119人下台，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月高了将近四成。而正当这期《经济学人》还热腾腾地躺在架上，雅虎、美国安泰、网威（Novell）的CEO，也在一周内相继宣布下台。
随着景气恶化，这样的新闻愈来愈多……。
在台湾，大型企业多以家族形式经营，虽然看不到CEO因为经营绩效不佳，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替。但「CEO」的头衔在台湾，也已经不是一个职场生涯的「免死金牌」，而是随时有可能卷铺盖走路的职位。
打开三月三十日台湾的报纸，同一个版面就看到：华侨银行总经理张庆堂提出辞呈、和信超媒体新执行长由张安平接手、裕隆集团执行长徐善可则出任民生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些新闻标题隐约透露出一个趋势：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CEO不但面对前所未有的快速竞争，职业生涯也充满风险。《哈佛企管评论》去年夏天的一篇文章，就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称之为「CEO换人大风吹」（CEO churning）。
MIT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库拉诺（R. Khurana）的研究指出，在美国，一九八五年以后上任的CEO，被炒鱿鱼的次数是一九八五以前上任的三倍。波士顿一家企管顾问公司也统计，一九九五年后，美国一百大企业的CEO，至今超过三分之一都已经下台。
CEO一年当三年用
为什么CEO下台蔚为风潮？科技的发展，让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都被压缩，企业竞争更全面性，CEO的「耗损率」也跟着提高。
在跨国公司服务二十多年的许景崧形容：「白天做完亚洲公司的事，晚上还要和美国总公司打越洋电话。」
资本市场无疆界，也让金融业的CEO没有真正喘息的机会。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亚洲区的市场会议、晚上和欧美的研究员或是客户联机……，这是前任美林证券台湾分公司外资及研究部总经理谷月涵例行的工作模式。
而负责购并或是跨国募资的投资银行家，甚至必须坐着协和客机在两大洲间当日往返。
许景崧认为，CEO的寿命和工作时间，过去和现在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却得把一年当三年用，「工作得像一条狗，」许景崧脱口而出形容。
为了「抢时间」，实践「一年当三年用」，CEO得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怡富集团台湾区负责人许立庆，家里就住在公司附近十分钟的距离，「我每天七点半上班，晚上七、八点回家，时间掌握得很精准。」
台林通信总经理陈德义以前在亚瑟上班的时候住台北，今年到台林通信就搬到桃园，家人则住在旧金山。「公司在哪里，我就搬到哪里，出差到硅谷的时候，我都不用住旅馆，」陈德义理所当然地说。
组织扁平提高管理难度
这一波CEO离职风潮，在网络公司的泡沫破灭达到高峰。
欧洲，单单二月里，就有四家知名的网络公司CEO请辞。三月，雅虎的CEO库格（T. Koogle）下台，也让所有的网络公司CEO如坐针毡。
虽然网络公司的CEO职位难保，但是他们只占这一波CEO离职人数的两成。
最近这十年，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才是让CEO的位置愈来愈难坐稳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人》指出，一九九○年初开始的企业组织重整，让CEO「领导」的难度大大提升。
组织重整后，企业变得扁平，CEO管理的范围因此变宽、变复杂。九○年以前，CEO之下，通常只有三、四位高级主管直接报告业务。但是九○年以后，平均每位CEO要直接面对八、九位主管。
怡富集团台湾区负责人许立庆也深有感触：过去有中间干部搜集信息，协助做许多决定。但是现在流行「去中间化」，等于是把CEO放在最前线。
牺牲，是CEO的附属品
组织扁平化，让CEO在面对无形的管理挑战上，范围、难度都提高。全球化，则让CEO必须面对有形市场版图日益扩大的挑战。
譬如，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的生活，已经变成CEO工作的一部份。
琼斯（C. Jones）是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前任CEO，今年四十五岁，一月，他辞去CEO的位置。因为在一趟纽约到日内瓦的飞行旅程上，突如其来的静脉深度血栓症（俗称经济舱症候群，DVT）让他差点致命，也让他重新思考生涯的意义。
长途飞行的疲劳、牺牲和家人共处时间……，成为CEO职位的附属品，但不是所有的CEO，都愿意被这样的生活形式支配。
四十二岁的陈薇薇，去年十一月放弃中国大陆最大的广告公司盛世长城（Saatchi & Saatchi中国分公司）总经理职位，回到台湾担任联广总经理。因为她觉得，事业和亲情的轻重很清楚。
「最近我爸爸的身体不好，每次他住院，我一定会飞回来。在飞机往返频繁的过程，我突然想到，或许应该回台湾陪他。我很害怕有一天，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不在他身边……，」陈薇薇认为这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个性爽朗、讲话很快的陈薇薇很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接到在大陆同事或是朋友的电话、电子邮件，心里还是很「澎湃」。
「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这是陈薇薇身为CEO的抉择。
另外，《经济学人》也认为，科技革命的变化速度太快，也让许多企业考虑重新选择年轻、愿意接近科技、了解网络发展的CEO。路透社就在去年七月，让四十一岁会写软件的律师葛洛瑟（Tom Glocer）担任新的CEO。
在台湾，也看到愈来愈多的第一代经营者退位，让年轻第二代接班，迎接网络挑战。
《经济学人》还指出，最近几年的购并风潮让CEO的位置变少，也是CEO换人大风吹的原因之一。当两家公司变成一家，CEO就只能从两个变成一个。虽然在过渡期常常有「共同CEO」，但最后总是有一个要夭折。
而且CEO的风险不仅仅只是在购并当时。购并后，不管是股东、员工或是顾客，都理所当然期待这家公司的表现要更好。CEO假如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漂亮的成绩单，购并后，位置反而更难坐。
在这些风险下，CEO愈来愈不好当，下台的机率当然提高。
竞争环境丕变的恐慌
著名的趋势策略顾问大前研一在新书《看不见的新大陆》，描绘CEO最担心的「未来竞争」。
大前研一认为，未来再也无法对竞争下定义。
因为竞争方式五花八门、瞬息万变，竞争的脚步和不确定性都会急速增加。竞争对手会在你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出现，很快的独领风骚，然后又马上消失无踪。
「商业环境变得有如围棋一样，正当你的黑子不断前进，以为自己离成功的目标不远，突然间形势一变，却发现自己完全地被白子棋团团围住，」大前研一在书中指出。
CEO在夜里，也被这样的梦魇所困扰。
许立庆虽然上班时间很长，但是他还是拚命阅读最新的信息，期望可以比别人领先一步掌握趋势。他朗朗上口谈论的是最新的《财星杂志》、《哈佛企管评论》报导的观念。他也深深同意经济学大师梭罗提出的观念，「未来CEO最重要的伙伴将是CKO（知识长，Chief Knowledge Officer）。」
许立庆认为CKO变得这么重要，反映出现代CEO对掌握趋势的恐慌。「我自己就常常很担心生意愈做愈大……，但一夜间，却发现过去的优势不但被取代，还变成劣势，」许立庆担心地说。
天文数字的薪资报酬
随着专业经理人制度愈来愈普遍，情感因素被彻底去除，CEO的生涯长短，将完全建立在业绩和股价实际的表现。
许多企业的董事会，愈来愈喜欢从外面找寻梦幻CEO。董事会把梦幻CEO视为公司反败为胜的绝地武器，愿意付出高昂代价。
四月中旬，美国《商业周刊》公布，两千年企业CEO的平均年度报酬为1310万美元。其中高居榜首的是花旗银行共同CEO李德和魏尔，他们每人的年报酬都超过两亿美元。
根据美国总工会（AFL︱CIO）估计，一九八五年时，CEO的平均薪资是蓝领阶级的四十二倍，但是到一九九九年，却暴增到四百七十五倍。
CEO领天文数字的薪水是不是值得？在CEO的眼中，这些高昂的薪水，其实是已经将失业的风险加给计算在其中。
「现代CEO就像职业球员，」许景崧说。
职业球员的尖峰生命很短，容易受伤、耗损率高。许景崧进一步解释，在一家公司当副总经理可以当三十年，当到退休。但CEO可能只有三年的寿命，再高的薪水也只能拿三年。
的确，一家公司愿意付出天文数字请外来和尚，一定是期待实际的业务成长。当CEO没有理想表现的时候，企业就变得毫不留情。
陈薇薇在盛世长城当总经理时，和总公司是两年一约。「续约，代表你的表现不错。总经理的表现就是业绩、就是数字，」陈薇薇说。
专业的CEO不需要公司给标准，自己心中就有一把严格的尺。
今年二月才刚到台林通信，陈德义心里也有一个时间表，他认为在一年到一年半之间，必须做出一定的成绩，不管是实际的业绩或是公司的改造成果。「假如号称自己是专业经理人，就必须有这样的纪律，」陈德义说。
新的CEO上台，通常代表一家公司改革的契机。随着环境变化愈快，不管董事会或股东都对CEO的耐心愈来愈少，他们期待用天文数字请来履历漂亮的CEO，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公司反败为胜。
CEO也同样感受这样的压力。许景崧明确地说，CEO到职半年后，假如看不到实质的改变，CEO会逐渐从主动变成被动。花很多时间检讨过去，而不是放眼未来。这样的发展趋势会让CEO从「part of the solution」（解决问题的方法）变成「part of the problem」（问题本身）。
因此，对于CEO来说，无法对公司有正面贡献时，如何下台，也变成一个重要议题。
许景崧认为，专业的CEO不会等到公司把你赶走，还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就要「自行了断」，建立一个理性的「退出机制」，让公司和自己都有尊严。
这个理性的退出机制，就是CEO心中的那把尺。
CEO的表面风光下，隐藏了这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辛苦。为什么还是有这么一群人乐此不疲、愈挫愈勇？
四十二岁仍然单身的陈薇薇说这是一种「嗜血性」。陈薇薇认为目前仍然单身，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职场的企图心。陈薇薇承认，爱情和事业相比，对事业更积极，因为事业当中可以掌握的部份比较高，获得的乐趣和享受也比较多。「事业的魅力不是成功而是学习，学习过程中，可以无止尽探索以前不会的能力，」陈薇薇很有精神地说。
离开美林证券自行创业的谷月涵，目前是月涵投顾总经理，创业承受的经营压力比以前在大公司更大。创业一年多，正好遇到全球股市崩跌，为了对得起股东，直到今年四月，才第一次领薪水。没有时间运动、休假，生活品质变得很差。
但他还是认为，人生只有一次，工作上的成就，是人生很重要的意义，「事业成功，人生才没有白过。」虽然忙到没有时间泡热水澡，谷月涵还是认为很值得。
不管CEO是「嗜血」、或是寻找生命的意义，CEO的血液中都流着不服输的基因，积极寻求属于自己的生命认同，同时愈挫愈勇。
捷克著名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一书中呈现的观念，或许可以有一个比较哲学的结论。
「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一半是积极的，另一半是消极的。积极和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还是轻松？」
CEO上台、下台，是沉重？还是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