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报业,突围在资本与行政的交困中 - 第一视觉讯 - 高剑巍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06 次) 时间:2001-06-26 09:26:57 来源:高剑巍 (厦门丸子) 转载

2001年6月13日,四川*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招聘会,为她旗下的**早报招聘总编辑。据透露,开出的条件之一是新任的总编辑必须保证在下一年度只亏损200万元。而在此之前,媒体圈还流传着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四川*报曾经要求**早报2000年全年只亏损600万元,但是**早报的人却要求亏损800万元。

这是继5月份成都报业风云突变,重拳出击砍掉《商务早报》与《蜀报》等两家综合性日报,引起全国轰动之后又爆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媒体新闻。

如果深刻了解成都报业的话,以上的一切,包括华西都市报曾经的异军突起、成都商报的借壳上市、《商务早报》与《蜀报》的被砍等都都在无言地说明,在看似复杂的成都报业数年的发展过程中,贯穿其间的线索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市场(资本)的力量,一个是行政的力量。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作用于成都报业,有时是市场的力量更强大,有时是行政的力量更强大,于是成都的报业生态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景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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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犑撬唤醒了成都的报业市场?

有人说是华西都市报,因为她1995年元旦创刊的最直接成果是打破了成都晚报一统天下的市场格局,让成都市民的报纸消费有了选择权,随后才有了成都商报成功的跟进与发展,再随后,才有了1998年天蜀报与商务早报的积极参与,以及1999年夏天府早报与四川青年报奋不顾身的跃入。

这是个目前还有一定争议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非得说将它说清楚。重要的是经过不太漫长的培育期,成都的报业市场由此勃兴,营造出了万千报业竞争的新气象。

这当然都是市场的力量起作用的结果。谁同市场接的更近,谁就可能成为它的宠儿。从华西都市报到成都商报这两家目前年广告收入都过亿元的成功者身上不难证实这一点: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其实都是走的市场化的道路。谁同市场越接近,谁就越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一条同传统的党报与机关报完全不同的思路,报业发展的新苗头其实已经在竞争中不知不觉的发芽了。

媒体利用资本的前提是利用好市场。

市场的力量使得成都报业市场在短短几年出现戏剧化演化的一幕:从成都晚报的盛极而衰,到1997年左右成都报业的三足鼎立,最后到1999年冬天的春秋七国混战局面的形成,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深情地选择它的宠儿与无情地抛弃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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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成都商报将会在未来中国的新闻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因为它首先将资本的概念带入了中国报业并将其变为了现实:1999年6月,成都商报间接控股了四川电器。

其实,早在1997年,成都商报就已经在考虑媒体资本的出路问题。这一年,成都商报就牵头成立博瑞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3亿元,到1999年飙升至5亿多元,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意味深长地评价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心的设计,它成了一种巧妙的屏蔽和链接”。

商报的基本运作模式是:首先,以报业的为主导,逐步向相关行业及其他行业进行多元渗透。报业使其取得商业上的入场券,而最终结果却可能是其他行业的收益超过报业。报业更多地成为一种品牌、信誉象征物。其次,各行业(公司)之间相对独立,财务上独立核算,从而化解了风险。其三,各公司之间又相互支持,彼此为对方服务。譬如激动网内容上有商报的新闻支持、宣传支持、编辑支持,资金上有博瑞投资的支持,在开发电子商务上又有立即送网络的配送支持……

成都商报的运作表明,当报业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竞争的重心将有所转移。昔日消息、版面、定位间的竞争尽管依然十分重要,但决定报业间最终胜出的,还将取决于是否有更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理念、资本运作、管理机制等,真正的秘密是强势媒体背后的经营决策和资本运作。

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到,媒体资本正在向外巧妙地突围,这绝对不仅是成都商报一家。成功的报纸所聚集的巨额资金得找到出路,这绝对不可能仅仅依靠修一幢大楼或开几家饭店所能够解决的。报业资本也得象所有国有企业一样,有一个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问题,成都商报走到了大多数媒体的前面。它所有的附属部门都公司化了,形成一个以博瑞为首,以商报为核心的,囊括博瑞传播、博瑞投资、博瑞印务、博瑞房地产、立即送网络、激动网等在内的庞大企业集团。一个区域性的媒体集团的核心成员正在利用自有资本与庞大的资本市场壮大自身的力量。据悉,成都商报的老总何华章已经任即将创刊的成都日报的老总。未来的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毫无疑问地将是以实力雄厚的成都商报为核心。

何华章曾经说,通过把报业的一些经营业务,以及部分的核心经营业务剥离出来,然后用这种内容和资本市场相结合,最终他们成功地进入了资本市场,改变了原来一般意义上的多种经营的投资形式.

何华章说,根本问题是一定要选对项目,我们管理什么样的媒体,我们有多少资本参与这个媒体,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团对经营这个媒体,这三者必须融为一体,我们的经营才能成功。

这是成都商报资本正在向的突围方式。

但资本更多地是在流向媒体。新闻传播学家、素有“中国媒介军师”之称的俞国明教授说,“在巨额闲置资本的增值冲动和媒介产业对资本进入的高度饥渴的双向作用下,资本与媒介的结缘肯定将是未来3-5年内我国社会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他或许受到了成都报业的启发,因为在他说这个话之前,巨额的资本已经大量进入成都的报业。也正是在这些资本的支持下,才有后来的数家报纸在成都的报业市场事实上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前仆后继地冲进了包围圈:蜀报、商务早报、四川青年报……这些投资都在2000万元以上的报纸,有哪一家背后没有矗立着一个实力企业(包括国有与民有企业)?

成都报业市场激烈竞争的背后,平面地看其实是资本与资本的突围与较量。

但媒体资本的突围迈不过政策这道坎。按照国管财字〔1999〕219号文件精神,目前我国报刊社资产均属国有资产,注入报纸的外部资金只能按借贷关系,即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不适用“谁投资推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

这就是说资本的突围冒着政策的风险,一步不慎就可能伤筋断骨。但是对资本而言,媒介这个中国最后的暴利行业太有吸引力了,不由得他们不冒险。只是他们作得更巧妙而变通。

资本还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进入成都的报业市场。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据一位曾经担任过省级政府新闻主管部门的离任官员说,媒体对资本的渴望同资本对媒体的渴望一样强烈。前文所提到的四川*报招聘**早报老总所提出的一个半年只亏损200万员的无奈要求,其实也是对资本力量的一种无言的叹息。

迈不过去的坎,还得绕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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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商务早报与蜀报的托普集团栽了一个大跟头,在分别向这两家报纸投资1400万与 1000万之后不足三个月,就迎来了这两家报纸被撤消的当头棒喝。宋如华这位在IT行当游刃有余的企业家为众多媒体的投资者算弄明白了一个道理:由于我国的特殊性,媒体的核心领导者不是由资本权力而是由行政权力来决定的,政府对媒体的宏观调控力度不会减弱。新闻媒体永远是党与人民的喉舌与桥梁。

据说,托普集团在大张旗鼓进入两家报纸时,一副要建立“托普传媒帝国”的架势,甚至已经开始控制两家报纸的采编与人事。有人因此认为托普这次栽的跟头是自己找的。即便是托普不干涉两家报纸的采编与人事,只管广告,以它的行事风格也会栽跟头,两家报纸原来的高层人士体会说,

托普不懂得沉默的力量。

政府对砍掉两家报纸的说法有些不同:报业结构的调整。

但异议也随之而来:说市场前景吧,资商务早报与蜀报都曾经名列成都报业第三名,而且发展前景都不错。说两报巨亏吧,据了解,2000年蜀报亏损额为8,250,805.66元,不过这里面包含了前一年度的损益270多万元。另外尚有房子两套等实物价值300多万员还没有上帐。所以蜀报2000年度实际亏损仅200多万元。而商务早2000年亏损400多万。都比**早报与四川**报低。说“屡闯红灯,频频违规”吧,蜀报人证实,从2000年以来,“蜀报还没有挨一个黄牌与红牌。而其他报纸……”

为什么他们仍然活得很滋润,毫不担心被清理出局?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成都报业此次的结构调整,是行政力量的结果。

行政权力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胜利了。资本的话语权保持了惊人的缄默。但是,无论对行政权力还是对资本权力,这个抉择本身显然都是极其痛苦的。因为在全国的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资本与媒体的对话正象这个时节的气候一样热烈。在某学术性网站上对成都报业调整的看法的一个网上调查显示,其中“应该主要让市场来调节”占了64.71 % ,“ 应该主要由行政来调节”占了23.53 % 。11.76 %弃权 。

想来应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解决资本与媒体之间的痛苦,包括挤去目前有人叫嚷得很厉害的“媒体资本的泡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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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整合,成都报业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两大报业集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过去散兵游勇的竞争态势将被集团间的竞争形态所取代。

哪家报团会更有生命力?人们在纷纷预测。

有人说是华西都市报。但华西都市报本身并不等于四川日报,它只是川报大家庭的一个子民。

有人认为成都日报报业集团的优胜更明显。理由是新的《成都日报》更喜欢市场。

成都商报的资本运作确实比一般的媒体更高一筹。

但他们都是从两个报团绝对对立的角度预测的。

绝对主义是唯物辨证法的大忌。竞争在深层次的含义下宁毋理解成一种两个报团艰难的合作。从前,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等七家报纸的竞争的合力是促进了新闻业务的精进与报业的市场化进程,仍然在彼此的严防死守中加速了媒体的资本运作与报业的产业化步伐,如今,两大报团更有理由在竞争中合作,作为区域性的两大传媒集团,共同利用彼此的优势与资本市场的运作壮大自身的力量。

没有竞争,就不会有成都报业的今天。

尤其是,随着TWO的临近,大资本大传媒集团可能会公然进来(他们有的已经进村了!),“内战之忧”必将被“外来之患”所取代。这绝对不是泛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本土媒体的合作比排挤更重要。竞争当然必须存在,但是竞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竞争更象一种积极的、困难重重的合作,是一种变相的练兵。从这个意义上将,今天的较量没有输家,只有对中国报业推进的所做贡献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