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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
臧海群
内容提要本文对韩国大众传媒的产生和社会背景进行了历史追溯，分析近代报业的艰难萌芽和大众传媒的缓慢发展与民族运动的兴起、近代意识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分析现代社会的衍变和经济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韩国化”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具体表现在：由民族意识到民主意识，大众传播推动社会现代意识的发展和进化；由追求言论自由到实行媒介自律，现代社会促进了大众传播的法制化管理；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文明，大众传播对社会文化、伦理的整合作用。
与中国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是典型的发展中东方国家，作为老牌“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的迅速崛起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独特性。本文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信息同步化趋势的背景下，对韩国大众传媒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力图探索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大众媒介的产生及其社会背景
1.民族运动的兴起与近代意识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称“隐士之国”的韩封建王朝拉开了由封建王朝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序幕。从1876年开始，到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西势东渐导致了从闭关自守到门户开放的剧变，只对清王朝“事大外交”的局面被打破，固守的儒教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在被动地陷于世界近代化漩涡的过程中，如同其他不发达的民族国家一样，大韩民族也饱受痛苦的试炼与磨难。一方面既要高唱自主与近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坚守民族传统，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急进与保守、开化与斥斜两种势力的斗争和较量。1894年的甲午更张，是政府内部少数革新派模仿日本展开的政治改革，尽管进行得并不彻底，但作为一场“由稳健开化政客所主动的近代化运动”[1]，具有深长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随着开化思想的传播民众化，由君权到民权、由民族到民主的近代意识有了显著的普及和提升。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兼并，开始了长达35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期间一系列为争取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都为韩民族近代意识的成长与普及，奠定了社会基础，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也从中衍生和发展起来。
2.近代报业的艰难萌芽与大众传媒的缓慢发展
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是近代报刊诞生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早在公元14世纪，继中国的木活字印刷之后，朝鲜人就创造了铜活字及字模铸造技术(也有记载是1232年)。1577年，汉城出现了售卖的《朝报》，可以说是韩国最早的民间报纸。朝鲜半岛近代史上的第一份报纸，是1883年10月31日封建王朝统理衙门博文局创办的《汉城旬报》(距17世纪欧洲出现最早的近代报纸相差了两个世纪)，这是当局接受开化党的一些建议而采取的举措之一，这份报纸在“创刊辞”中说：“今风气渐辟，智巧日长，轮舶驰驶环流，电线联络四土。……是以，我国朝廷，开局设官，广译外报，并载内事，颁示国中，派分列国，名曰旬报，以之广闻见、辩众惑、稗商利。”[２]该报在“甲申政变”时被迫停止发行。
韩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一份民间报纸是1896年4月7日创刊的《独立新闻》，它是独立协会的自主民权运动的产物，由曾参加过“甲申政变”(甲午更张)的徐载弼博士创办。《独立新闻》创刊号的社论说：“我们立志成为韩国全体民众的代言人。我们将把政府的所作所为告知民众，把民众的生活告知政府。”可见，《独立新闻》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社会媒介的责任和态度，架起了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家报纸果不食言，从创刊到1898年末停刊，从开始时的300份，到后来增至3000份，内容不断充实广泛，受众层面不断扩大。它用韩、英文两种文字出版，读者包括都市的知识层、民众和在王朝内的外国人。《独立新闻》还培养了著名的李承晚、尹致昊、李商在、梁弘默等写作干将，在揭露封建官吏腐败，谴责外国侵略势力，启发民众政治意识方面不遗余力，因此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独立协会能快速地在社会扩散，自主权意识之能深入民众，主要是《独立新闻》的功劳”[３]，可见，《独立新闻》在传播爱国启蒙思想，担当民族与民众喉舌方面开启了现代大众传播的先河，为开化派思想拥有民众基础推波助澜，作为“近代变革史的一把火炬”[４]，是韩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史上一座当之无愧的里程碑。《独立新闻》的创刊日后被定为韩国的“新闻日”。
在《独立新闻》的带动和影响下，相继出现一批由韩国人创办的民间报纸，诸如《每日新闻》、《帝国新闻》、《皇城新闻》等，分别代表了守旧改良、守旧斥斜与变法自强等社会阶层的政治思想和舆论势力，成为民间办报的“战国”时代。韩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以独立协会干部梁弘默为社长，李承晚是主笔。1898年8月创办韩文日报《帝国新闻》，同日本人经营的《汉城新报》展开过激烈的对峙和论战。《帝国新闻》主张要谋求韩国的强大，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不受耻辱，培养人民的爱国热情[５]。代表儒学派观点的《皇城新闻》，针对韩日签署《乙巳保护条约》，发表了著名的社论《是日也放声大哭》，痛斥日本侵略者强迫签署条约的非法行为，指责签字的韩国政府大臣为猪狗不如之辈。被认为是“韩国近代报刊史上大放异彩的杰作”[６],社论说：“呜呼!痛矣!我二千万为人奴隶之同胞!生乎，死乎?檀箕以来，四千年国民精神一夜之间猝然灭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可谓力透纸背，字字千钧。尽管这张报纸最终逃脱不了遭禁的厄运，但在韩国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值得骄傲的记忆。从总体来看，虽然这期间韩国的民间日报，在具体的观点和救国途径上存有分歧，但在民族兴亡的整体意识上是一致的。这些报纸登载了大量宣传民族精神、反对外族侵略的言论，为提升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鞠躬尽瘁，勇敢地承当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1907年7月颁布的《光武新闻纸法》，是韩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闻法规，由38条条文组成，附则3条，对有关报纸的发行手续、禁止刊载、必须刊载和违反时处以体型、罚款等做了详细和明确规定。
[7]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下，许多报纸被强行收买停刊，有的成为日本总督府的韩文机关报。汉城只剩下的三家报纸均为日本总督府机关报。一时间，“槿花世界已沉沦，……难作人间识字人”[8]，韩国民间报纸的舆论活动在国内陷入了黑暗状态。
然而不断觉醒的大韩民族并没有向侵略者低头。1919年3月韩国爆发了著名的“三·一运动”，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示威，高呼“大韩独立万岁”，要求民族独立、自由。这一和平的独立示威运动虽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用刺刀镇压下去，但却明白地向全世界显示了韩民族的独立意志与民族力量。被压迫的民族要团结起来。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8月，创立了机关报《独立新闻》，1920年10月创办了《震坛》周刊，《震坛》在发刊词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必以世界之潮流，为生存之趋向”[9]。孙中山为《震坛》题词“天下为公”。除此而外，韩国临时政府还发行《新大韩报》、《大韩独立报》等一系列的韩文和汉文报刊，发出了“韩国一日不独立，则东亚和平一日不实现”的呐喊，这些刊物向亚洲民众和世界人民揭露了大量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证，报道了韩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开展的反日斗争，同时，“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宣传韩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配合了该政府在外交战线上进行的求援活动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的民族主义教育”[10]，为“再造韩国”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舆论宣传活动。
“三·一运动”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怀柔手段的“文化政治”，1919年9月总督府表示许可发行韩国民间报纸。总督府警务局只批准发行《时事新闻》、《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三家报纸。其中前两者均由亲日团体和财阀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创办于1920年4月1日的《东亚日报》，该报以“自任为朝鲜民众的表现机构”、“支持民主主义”、“提倡文化主义”三项原则为办报宗旨，采用股份公司的方式经营，办报的核心人物为“三·一运动”中和前报界的知名爱国人士[11]。作为爱国与反日舆论的前沿阵地，《东亚日报》一直以吁求民族独立为己任，创造了韩国近代报业史上许多的第一，如有在韩国新闻史上首位在采访中殉职的记者；有韩国记者参加国际新闻团体会议的首次纪录；有在设备上首先使用自动折叠式轮转机等。尤其值得自豪的是1936年《东亚日报》在照片中率先抹掉日本国旗标志事件。《东亚日报》自创刊后先后被停刊4次、禁止销售63次、没收489次、删改2423次[12]。这期间，日本统治者对韩国民族报刊进行了“全面的压制，予以删除报道、压缩、停刊等行政处分，拘留舆论人的司法处置也频繁发生”。[13]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1921年11月，韩国组成最早的报刊记者团体“无名会”，通过了“撤销总督府现行对报纸和杂志的检查和许可制度”的决议。1925年4月韩国举行全朝鲜记者大会，对日本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斗争，在艰苦中求生存与发展。这一时期，韩国在现代传播媒介方面也有一些发展。1927年开始了韩国的无线电电台广播，几乎与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广播同步。1933年出现单独频道的韩语广播。到1945年，朝鲜半岛有包括中央广播局在内的17个广播局、1个移动广播中继站、3个简易广播站共21个无线电广播电台，播力增至50千瓦[14]。这期间的电台纯粹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喉舌。
二、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演变与大众传播的曲折发展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以后，韩民族并没有迎来统一的民族国家，光复所带来的是一个分裂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开始。大韩民国经历了李承晚、朴正熙、金斗焕、卢泰愚等近半个世纪的军人政权之后，才迎来了今天民选文人总统金大中的现代民主时代。伴随着韩国现代社会的演变和经济奇迹的发生、发展，韩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经历了重建、撤销、合并、恢复、扩展等坎坷的过程[15]。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的大众传播在反映和把握市民化社会的需求和现代大众社会的脉搏中，形成了商业化的运作机制；在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探索中，推进了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与此同时，韩国大众传播的轨迹也展示了权威主义束缚下独特而艰难的曲折历程。
1.战后大众媒介的复苏和意识形态对峙的形成
36年日本的殖民统治，使韩国人民堕入了贫困的深渊，百废待兴。1945年8月，韩国的第一家通讯社“解放通讯社”创立。随着《出版法》的废除，韩国各阶层各界创办的报纸纷纷涌现出来，诸如《朝鲜人民报》、《韩国时报》、《汉城时报》、《民众日报》、《东新日报》、《自由新闻》、《新朝鲜报》、《解放日报》、《朝鲜文艺新报》、《中央新闻》、《大公日报》、《大东新闻》等。广播机构也从日本人转到韩国人手中。韩国光复后的新闻自由气氛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新闻言论界的严重分裂和帮派林立。“朝鲜新闻记者会”、“朝鲜新闻协会”、“淡水会”、“朝鲜周刊新闻记者会”、“在京地方新闻记者协会”等各种团体竞相成立。观点的对立甚至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出现，破坏机器设备、袭击报社、杀害报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为此，美国军政厅当局于1946年5月公布关于报纸、杂志等定期刊物的法令，将过去的登录制改为许可制，规定所有定期出版物必须注册和领取许可证。[16]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又使刚刚复苏的韩国传媒陷入了停滞时期，造成了绝大部分报刊停刊。因而，韩国大众传媒真正意义的复苏应该是在停战之后。新闻界从各方面着手，重建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事业。比如在发行制度方面新的创举，有的报纸实行一日两刊制，晚报在街头销售。各报的言论开始各有特色，出现了“在野党报”、“执政党报”、“中立报”之分[17]，颇具现代舆论民主的雏形。新闻界人士为了言论自由得以保障，1957年4月组成了韩国新闻编辑工作者协会，并且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这些举措标志着新闻界为了自由而要求的自律，已经上升为理性的要求。
战后韩国政府公报处新设广播管理局，对各广播电台集中力量进行恢复，基督教广播、文化广播等民间或商业广播和广播电视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应该看到，光复后的韩国在大众传播事业上的发展较前大有进展，但前进的道路撒满了报人的鲜血。1953年9月的国会会议上提出调查《联合新闻》驻日本记者郑国殷“颠覆政府阴谋事件”，最后，宣判郑国殷死刑，这是韩国新闻界史无前例的一桩将新闻记者判处死刑的案件[18]。1955年韩国政府又制定了《关于出版物的临时措置法》，受到了报界的一致反抗和抵制。由此可见，战后的李承晚政权不仅在恢复国民经济上无能为力，而且由于地位的变化，已经走到了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对立面。
2.经济的起飞与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发展
1960年春，韩国爆发了“四·一九”舆论革命，反对了李承晚集团的独裁统治。李承晚下台以后，民间报刊大量涌现，纷纷要求言论自由。1961年5月朴正熙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上台，颁布《新闻、通讯社设施基准令》，对新闻机构进行大幅度整顿和查封，废除千余种报刊，再次对新闻界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19]。
朴正熙政权时期是韩国经济起飞的时代，尽管人们对“开发独裁”体制的评价莫衷一是，但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策略和“经济先于政治和文化”[20]的主张，的确使大韩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不可否认的成就。这种经济上的奇迹伴随着政治的权威主义，有着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发展的独特性。一方面，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汉江奇迹”；另一方面，由于超高速的发展为日后的金融危机及社会的协调发展埋下了隐患，这也许是一种“成长的代价”。
60～70年代，韩国新闻事业在政治高压的控制之下继续向前发展。1964年8月韩国新闻联合委员会(JAK)成立，作为新闻界常设的自律机构，其宗旨是“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21]。同时，“韩国新闻奖”、“韩国记者奖”、“韩国杂志言论奖”、“韩国广播大奖”纷纷颁发，似乎是对高压控制的一种补偿。
从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的经济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阶段，到80年代，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国家，韩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有惊人的提高。在经济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大众媒介自身的产业化性质不断地表现出来。1977年韩国报纸发行量达到600万份，汉城的一些大报宣称发行量达到70—80万份。广播电视方面，从1963年开始播放广告，开始了国营与民营广播电视并立的时代。原属于政府的韩国广播电台(KBS)在1973年从国营体制变成公营体制，这期间有的电台还曾经试行过像欧美国家一样的媒介托拉斯。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迫使各大报纸和各广播电台为提高受众的听视率展开了激烈的节目竞争。肥皂剧和民族戏剧节目纷纷亮相，为了吸引受众的兴趣与注意，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得以充分展现。在报道消息方面，有一些较为独立的广播舆论，但无论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主要在娱乐节目竞争中争夺受众的注意力。
朴正熙政权时期，不断出现遏止新闻舆论的恶性事件。1961年《民族日报》的社长赵清寿被判处死刑，1964年《朝鲜日报》记者李泳槽因报道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中的提案而被捕，同年11月，文化广播电台社长黄龙珠因在《世代》杂志发表文章“统韩论”被国会立案逮捕，1974年，合同通讯社记者柳弘久因泄密被判2年徒刑等，严法和酷刑破坏了韩国新闻媒介的生态环境。针对韩国舆论萎缩的局面，韩国的记者在70年代前期多次掀起维护言论自由运动。许多报社组成记者工会，展开了一系列要求提高工资、保障身份、维护言论自由等运动。当局政府在1974年1月18日颁布了“总统紧急措施”，不准传播关于修改宪法的一切主张、提议、提案，严禁用广播、报道、出版等方法传播这种行为。在这样的强权统治下，《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的记者集体被解雇，大众媒介的舆论声音被遏制，大众传播趋向商业主义发展，在版面上形式上更加追求娱乐轻松，媒介的广告额大幅度增加。
3.产业社会的危机与大众传播制约机制的进一步成熟
1980年金斗焕集团掌权以后，继续加强对新闻界的控制。全国63家新闻机构整顿成只剩下44家。报纸也纷纷进行调整和合并，几个通讯社又合并为一家。东亚广播电台、东洋广播电台合并于韩国广播公司。
1980年12月韩国国务会议确定并公布了《言论基本法》，规定新闻界必须“依据宪法行使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不得有“鼓励、赞扬暴力行为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违者处以罚款或受刑事处分[22]。新设立的“言论仲裁委员会”，相当于新闻法院，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新闻机构报道内容的纠纷事宜，是韩国处理新闻界各种报道内容纠纷的权威机构。
当局的高压独裁统治导致了1987年春韩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月至6月，《中央日报》、《东亚日报》、《韩国日报》、《大邱每日新闻》等许多报社记者在采访集会或示威游行现场时遭到警察阻拦，遭受警察的暴力行为。于是，《汉城新闻》等全国26家报社发表宣言，要求维护言论自由，废除《言论基本法》，释放被捕的新闻界人士。在各大舆论媒体的直接压力下，总统卢泰愚在《八点民主化宣言》即《六·二九宣言》中表示要努力实现言论自由。11月，韩国国会通过废除《言论基本法》，制订《关于定期刊物登记等法律》，修改《广播法》、《韩国广播公司法》等。同年，韩国当局撤销了文化公报部内专门对新闻界进行政治控制的弘报政策室，废除了韩国政府发行记者报道证制度。[23]
相对宽松的环境带来了大众传播在80年代的新发展。198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授予《东亚日报》名誉会长金相万“言论功劳奖章”。韩国广播电视部门在80年代进入彩色电视播映时代。主要日报都兴建了拥有最新科技设备的采编大楼，并在印刷、出版方面进行了革新。大部分发行全国的日报都采用电脑化编辑和排字技术，并进行多种彩色印刷。在1990年以前，韩国媒体产业曾经有过年均20%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民众对KBS偏颇立场不满而拒交收视费的运动。进入90年代后，舆论经营的自由化得到了保障，激烈的竞争也导致了“报纸战争”，有线电视的出现使频道趋向多样化。在信息技术方面，1995年8月，韩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宇航基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通信卫星——无穷花一号，成为世界上第22个拥有商业卫星的国家。[24]
1997年11月IMF危机之后，大众传播产业也经历了严重的经营困难，广告市场萧条，新领域投资也颇不景气。激烈的竞争也促动了大众传播业内部的结构调整，1998年，各报社离职下岗人员达17000名，《中央日报》也分离出10个分社，以此实施经营的合理化战略[25]。在这次金融风暴中，韩国的媒体为“献金运动”鼓而呼，再次向全世界昭示了大韩民族爱国意识的凝聚力量。
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大众传播业的锐气不减，文化信息产业将成为新世纪韩国经济的主要成分，已形成共识。目前韩国因特网的使用者约1427万，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位于第四位[26]。在数字化电信技术方面，韩国计划从2001年起在首都地区等部分地区开播数字电视，2005年时普及全国。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模拟广播还将持续时日。这期间，韩国政府将援助广播公司54亿韩元，用于全球信息时代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4.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管理机制的逐步发达和健全
尽管战后韩国在经济发展上受美国和日本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方面的东亚传统还是根深蒂固。大众传播体制与日本传媒的经营和管理体制相近。与西方的托拉斯不同，韩国的报社多为独立媒体，实行股份经营，进行市场化运作；韩国的广播电视的经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赢利性的公共机构，另一类是赢利性的私有经营。自90年代以来，韩国新闻媒介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发展较快，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进步和健全，新闻机构有所增加，报刊品种丰富，广告费在各新闻媒体的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韩国的大众传媒没有引进西方的媒介公审公开制度(ABC)，多数报社不公布发行量，媒体的发行规模属于商业机密。1989年韩国发行审计局成立，负责稽核和证实大众媒体发行量和销售额的报告材料，保障媒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的明晰和规范。1995年，韩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四大媒体的广告费收入达37928亿韩元，占全国总广告费的76。8%，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畅通的大众传播产业体系。
韩国政府对报纸的管理，由直接的政府干预行为逐步向法制化方向过渡，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新闻法规条例韩国《宪法》第21条有“所有国民拥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原则性规定。作为韩国新闻界最高级别自治团体的韩国新闻协会，制定了若干规定要求大众媒体遵守和自律。韩国目前执行的有关新闻、广播的法律，有《关于定期刊物登记等的法律》、《广播法》、《韩国广播广告公司法》、《广播文化振兴会法》、《综合有线广播法》等。有关出版的法律有《关于出版社和印刷厂登记的法律》、《著作权法》等。与此同时，大众传播业的自我管理也不断成熟，有关新闻自律的规定有《新闻伦理纲领》、《新闻伦理实践纲要》等。众多的法规对媒介运作的各个事项作了更详细、具体的规定。如《新闻伦理实践纲要》由韩国新闻协会、韩国新闻广播编辑工作者协会、韩国记者协会于1996年4月8日制定，共16条，对言论的自由和责任、采访准则、报道准则、刊物的转载和引用、评论的原则、编辑指南、保护私生活、保护儿童、禁止非法利用信息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具体规定。
三、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休戚与共。韩国的大众传播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也具有现代市民社会相通的共性。探讨韩国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儒家文化国家，包括一衣带水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1.由民族意识到民主意识，大众传播推动社会现代意识的发展和进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民族和民主意识是现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导致了韩国大众传播的兴起和发展，而大众传播的兴起和发展又促进韩国民众近代民族意识和现代民主意识的觉醒。如前所述，韩国报界在提高韩国国民政治意识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日本首任总监伊藤博文说过，在动员韩国人方面，韩国报纸的一个字比他的一百个字都有威力。[27]
从以上对韩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社会监测功能。首先，大众传播中的新闻功能最先登上历史舞台，在独立运动中诞生的《独立日报》为民族意识的大众化立下了汗马功劳。接下来一系列的民族报纸在熏陶自主和国权的意识方面做着思想上的启蒙和准备工作。大韩民国成立以后，军人的独裁专制束缚了近代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大众媒介在发展产业化进程的同时，又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启蒙政治国家民主意识的历史使命。如1974年《东亚日报》记者发表的《自由实践文人宣言》，不仅在整个舆论界，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00多名文学界人士成立了协议会，提出了释放被非法逮捕的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学生，提出了保障言论、出版、结社及信仰、思想、表现的自由。这种反对政治专制和独裁的斗争，反映了媒介倡导由民族意识到民主意识的进化和提升；这里，传播是“瞭望哨”，对社会发展起着一种监测和推进的作用。当然，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当权威主义的政治力量为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严重失衡时，大众传播正是通过其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熏陶现代社会公民所必备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
历史表明，韩国的社会发展，其特点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和中国。社会学家认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动力主要是“中民”[28]。韩国社会学提出的所谓“中民”，主要是指年轻的一代(1985年，韩国人的平均年龄是28岁[29])，韩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具有现代思想的、批判性的年轻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对社会民众的结构把握，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在80年代后期强大的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和趋势。根据社会学家的理论，具有现代意识的中民不会谋求社会制度的分裂，而是采取一种渐进的政治妥协行为，通过示威等运动表示强烈的不满，属于改革的市民运动。纵观许多的后发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民主化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以韩国为典型，东亚各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运作”[30]。韩国的学者认为，在韩国社会的变革时期，推动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是国家和大企业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舆论、大学、知识分子和学生相结合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舆论运动十分关注50余年来权威主义和工业化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造成的后果，不断地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它的作用是纠正不平等现象和限制权力滥用。社会学界把上述两大核心力量简称为“产业化力量”和“民主化力量”[31]。尽管它们之间经常处于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但最终达成了一种互补和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播为这种紧张关系提供了演练平台，正是这种内在张力导致了“韩国化”这种循序渐进的模式。
2.由追求言论自由到实行媒介自律，现代社会促进了大众传播的法制化管理
在韩国近代新闻史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新闻界人士不断遭到来自日帝、来自政治独裁的迫害。关于言论的法律变化无常，制度也朝令夕改。记者的身家性命没有安全保障，锒铛入狱者不乏其人。整个一部近现代大众传播史就是由追求民族的言论自由到追求民主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历史。由于列强的侵略，民族意识的突出觉醒，压抑了相应民主意识的提炼。这也正是光复后的韩国迟迟不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因。旧体制的不断崩溃和权力结构的急剧交替，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正是韩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表现，舆论界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每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韩国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是在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取得的。经济优先的原则使韩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进入了世界发达经济国家的行列。进入80年代以来，韩国的政局出现了政治妥协的渐进变化，1983年开始了“自由化”；1987年开始了“政治民主化”；1993年开始了“民主化改革”[32]，社会吁求法制代替专制，这些都反映了大众民主意识的渐进和深入，韩国的政局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韩国的大众传播由争取言论自由，发展到大众媒介的自律，逐步向大众传播的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从独裁政府的严峻酷法，发展到今天的新闻法制健全和完备，应该看作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新闻的自由与自律是一对孪生子，本来不应该分开。曾经担任JAK会长的孙柱焕认为，韩国的新闻记者工会的历史背景不同于西方的记者工会，对前者而言，更重要的是首先要争取新闻的自由，然后才可能像后者主要是为记者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斗争[33]。韩国媒介联合意识和自律意识的勃兴以及自律机构的出现，标志新闻媒介的成熟和进步，这种成熟与进步又不断地与社会发展相砥砺，因为高度的民主化是与“平权化”相联系的，社会的参政权必须以知情权为基础[34]。
韩国的新闻舆论团体组织、机构也很多。据《韩国新闻广播年鉴》1996年版介绍，韩国有新闻舆论团体73个，其中新闻团体18个、广播团体21个、舆论支援团体7个、研究团体15个、舆论有关团体12个。这些舆论团体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监督媒介自身的自律，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韩国大众传播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新闻的奖项名目众多。这些奖赏是在不同时期制定的，由不同团体、单位主管、颁发。用来奖励编辑、记者、管理、学术研究等部门对发展韩国大众传播和繁荣言论做出贡献的人。这些奖励与法制化的管理形成“软”、“硬”约束，对大众传播的自由与自律形成了有效的监督空间和奖罚机制。
3.传承文明，大众传播对社会文化、伦理的整合作用
作为文明形态的文化体系，是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精神因素，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以及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等。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性的思潮又把人类的关注引向了文化和“地区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韩国的金融危机也是经济极端片面化造成的必然结果。聪明的大韩民族在经历了对传统价值的否定之后，又回归了和升华了民族文化和传播价值。在后PC时代，大众传播极力张显了民族特色的大众文化，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形成一股清新的“韩流”冲击波。
韩国的儒教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韩国的新儒教伦理(传统儒教伦理+基督教伦理[35])起到了类似西方新教伦理的作用。著名韩国专家宋丙洛总结了韩国人22个“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是“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教国家”[36]。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历史的优秀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可见，保证社会遗产、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是大众传播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首先，以人为本，用“教育立国”是大众传播的重要指导原则。韩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朴正熙在1970年的“新闻日”贺词中要求新闻机构成为“社会教育的担当者”，以完成“统一准备作业”。韩国政府文化公报部长官在1974年“新闻日”贺词中再次确认“启发群众、引导国家发展的机能是新闻最重要的机能”。韩国大众传媒所做的贡献也十分突出，70年代在举国上下开展的“新村运动”中，韩国广播电台采用移动广播的方式，以农村为对象进行集体听广播，组成农家讨论广播小组，在“人的革命”中对民族意识进行熏陶和提升；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配合了城市支援农村的社会实践，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1972年在汉城大学内设立韩国广播通信学院，进行广播教育。大众传媒在为现代化做出自己努力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保护尽绵薄之力。
儒教国家是非常重视家庭的，韩国的大众传播对伦理文化的整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为民族的统一鼓与呼方面，大众传媒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为了实现促进民族统一这个最深沉的夙愿，早在70年代韩国的电视就播映了在平壤、汉城举行的南北红十字会会谈，以及南北协调委员会会议等世界关注的场面。“这类事件中最不寻常的是1983年一次为期8天的65小时马拉松式电视播出，其间韩国广播公司为寻找失去亲人的人充当媒介”[37]。由于长期的分割，许多韩国人不知道自己亲人的下落。开始作为纪念战争的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变成了个人的轮流亮相，每人15秒的镜头，字幕打出本人姓名及被寻找人的姓名。失散的亲人通过特别电话线演播室进行联系。许多观众边看边哭，这个节目震动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结果成为“韩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而且固定下来。在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寻找离散家属”现场特别播映中，9家地方台与汉城的韩国广播公司总部合作使节目具有了交互性，并且通过洛杉矶、纽约和法兰克福实现了全球联通。这一事件的收视率达78%，是韩国电视史上的最高纪录[38]。有100952名离散家属申请播映，其中10189人得以重新相逢。电视被用作使家庭团聚的手段。
从一次纪念性播出向一个实用的运动的转化，意义发生了转变。事件不再是对战争带来的痛苦的回顾性纪念，它传递的是韩国所有离散家庭获得团聚的可能性，这些播出可以看成“一个全国性治愈仪式”[39]。在大众传播的仪式中，内战结束了。1983年7月5日至1984年1月31日，《韩国日报》进行七个月“寻找离散家属号外发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2000年6月，分裂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族终于迎来了南北首脑最高级会晤，对话拉开了和平、统一进程的序幕。韩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为半岛的和平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不会忘记。
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8级传播学博士生
注释
[1]〔韩〕李元淳、崔柄宁、韩永愚合著，詹卓颖译《韩国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11月第一版，279页。
[2]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第一版676页、572页。
[3]《韩国史》，301页。
[4]《韩国舆论百年年表》《当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秋季号，86页。
[5]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77～678页。
[6]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78页。
[7]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0页。
[8]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79页。
[9]石源华，见陈尚胜执行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715页。〖ZK)〗
[10]石源华：《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5页。
[11]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1页。
[12]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4页。
[13]《韩国舆论百年年表》。
[14]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3页。
[15]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4页。
[16]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5～686页。
[17]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7页。
[18]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89页。
[19]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90页。
[20]王加丰著：《朴正熙“开发独裁”体制研究》，学苑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5页。
[21]SON Chu－Whan: Journalism and Union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Korean and Foreign Press 1994 by NANAM Publishing House, Korea P.24.
[21]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94页。
[22]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696页。
[23]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716页。
[24]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561页。
[25]李秉国:《韩国新闻产业的现状与展望》,《当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春季号,53～54页。
[26]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717～718页。
[27]〔韩〕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9月第一版，346页。
[28]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562页。
[29]李庆臻、金吉龙著：《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32页。
[30]李庆臻、金吉龙著：《韩国现代化研究》，31页。
[31]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562页。
[32]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562页。
[33]SON Chu－Whan: Journalism and Union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Korean and Foreign Press 1994 by NANAM Publishing House, Korea P.17.
[34]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117页。
[35]李庆臻、金吉龙著：《韩国现代化研究》，13页。
[36]李庆臻、金吉龙著：《韩国现代化研究》，7页。
[37]〔美〕戴扬、卡茨著，麻争旗译：《媒介事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54页。
[38]〔美〕戴扬、卡茨：《媒介事件》，62页。
[39]〔美〕戴扬、卡茨：《媒介事件》，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