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7 次) 时间：2000-06-27 08:27:10 来源：杜彪 (zzzcjxy075) 原创-IT
专家讲座
杜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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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据1998年统计资料，国有企业的总产值在县以上工业总产值5.2万亿中占到40%；在1999年中，规模以上的全部工业增加值为23032亿，其中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加值占50%，是工业增加值的主体。但由于历史原因与管理体制问题，虽经20年的改革，至今仍是体制僵化，包袱沉重，人满为患，负债率高，产品与技术更新率慢，市场竞争力弱。中国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问题就更为突出，经营风险就更大，很多企业就会被吃掉。国有企业如何脱困，如何发展，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也是理论界研讨的主题。
（一）战略分析
在国有经济的脱困上，真是百花齐放，各述已见，所开的药方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私有论。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发展前途，最终都被私营企业吃掉，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就改为私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有人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抓大放小，过一些时间抓大放中，再过一些时间就抓特大放大，最后连特大也放掉，全部变为私有企业。这种意见在中国行不通。还不仅仅是人们的观念不允许，而且实现也难以变。俄罗斯前总统叶里钦的魄力可谓大矣，不仅敢为天下先，而且也敢逆众人意志而上。他在俄罗斯全面推行私有，实行一步到位，被称为“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激进派”，到今天已经有9年了，改革的成果如何？
从1９９２年开始，俄罗斯就抓大放小,将商业、服务业、工交小企业基本都出售给职工,大企业则主要改组成股份公司。其次是无偿转让。俄罗斯每个公民都发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劵,用于购买大公司股份。大企业的国有股份无偿转让给国民,大约损失在一万亿美元以上。通过这些措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服务性与小型企业中，私有经济比重达80%以上，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形成了国有、混合所有和私有三分天下的局面。俄罗斯改革的代价是国民经济大倒退，每年以3—6%的幅度进行负增长，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989年的一半！如果让这种情况在中国重演，中国人民就会起来“造反”，中国社会就会大乱。中国人民能接受这种方案吗？！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能比。统计口径不统一,他们爱私有,我们爱公有,话说不到一起,例如,股份经济是西方国家经济的主体,他们将它统计为私有,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对私有制的否定,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不少人认为将应列为公有。十五大则提出“控股论”，认为谁控股就偏谁的成份多。不管怎么说，私有企业是两权统一，股份经济则是两权分离，笔者认为不能将二者拉等号。
我们要发展非公有企业与经济，但绝不能全面推行私有化。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基础，优胜劣汰，资源向优势产业与企业集中，非公有经济则显得更灵活，更易于按市场要求流动。
第二、社会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不是“公有为主”，也不是“私有为主”，而是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化，不仅包括社会法人，而且还包括自然人，特别是自然人的分布局最广，各个行业、各个地域都有，如果让他们大多人拿到股票，投资就作到社会化。分配也要社会化，即让广大劳动人民都富起来。我们想通过“公有为主”的方式达到，西方则采用“削富济贫”的方式解决。他们采用高税率，以高税聚集社会财富，对离退休等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实行高福利，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安静与平稳。
这种意见有合理的成份，但目前高税率还不能用。如果用高税率进行强征，就会发生“苛征猛于虎”的悲剧，中国的工商业就难以发展起来。税要征，但不能过苛。
第三、主次论。公有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行发展，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长期方针。我问过十五大报告起草人高尚全同志。他说，这个基本方针至少一百年不能变。我认为几十年变不了。我国工业公有经济产值比重最高达99.8%，但到1998年,国有企业在增加值中降至60%,集体降至15%,股份经济增加到4%,非公有经济只占到21%。1999年,国有经济的增加值占58%,集体经济占10%,股份经济增至8%,非公有经济占24%。国有,集体,非公有,三种经济混合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形成,但公有经济是主体。
（二）“标准”修正
提到这个议题，回忆又将我带到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当时，我是讲哲学、讲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唯物论要求我实事求是，经济学要求我忠于原理。有一次，我在“复课闹革命”的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人讲，吃饭占第一位还是从事社会活动占第一位？我自问自答的地说：吃饭占第一位，吃了饭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有个学生站在课桌上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修正主义观点。人首先就要从事社会活动，吃饭的目的就是为更好的参与社会活动。例如汽车，生求就是跑路与拉货，加油的目的就是为更好的跑路与拉货。”我问他看没有看过电影《白毛女》，他说看过。我再问他：“白毛女上山之后的第一事是愉吃神恭还是打倒黄世仁？”“是愉吃神恭。”“对，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打倒黄世仁；打倒黄世仁后才能生活得更好。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研究了十五年经济问题才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观念中引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进而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学说。这个学说的实质是什么，人们探讨得很少，正象一个厚皮包子，人们只吃到它的皮，并没有触到它的芯。它的芯，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供”与“求”，即人类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与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矛盾。这个矛盾充满人类社会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在发展中选择了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又在发展中更新着自己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它在阶级社会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在无阶级社会表现为有组织的调整。
如何评价经济制度与社会形态，只能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根本问题出发。能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就先进，创造不了就要退位，就要淘汰。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个基本原理，提出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就因为后者比前者能创造更高的生产力。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唯物听观明确地告诉我们，发展生产力是目的，用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都是手段。唯独我们在评价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时，不是看那种形态更好地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不是用“目的”达到程度进行评价，而是用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与方法进行评价，即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评价。手段是否先进，方法是否科学，选择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否能激发生产力，不是由人们主观评定的，而是由实践评定的，其本身存在着可议性，选择性，调整 性。用“手段”分好坏，用“方法”界定先进，用生产关系评价经济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认定社会主义就是“公”，资本主义就是“私”，并以此作为分水领，人为的给自己划地为牢，给自己套上自己编织的金箍咒，将自己紧紧的框住，怎能迈开改革的大步呢！
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就是马克思主义评价经济制度的原理。它的核心就是生产力标准，不是生产关系。看猫的好坏，不是“黑”还是“黄”，而是看它能否抓老鼠。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与否，不是“公”还是“私”，而是看它能否有效发展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低，是历史形成的，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作为中国，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不能与美国相比，但我们的发展速度远比美国高。美国需要二百年做到的事，中国50年就作到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年均增长速度9.8%,名列世界之冠,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增长速度说明经济制度的先进与否,更符合马克思主义评价的基本原理!
（三）方案选择
如何把国有企业搞上去，这是经济管理人员的中心。用计划经济管理办法管理国有企业，在中国70年代之前是有积极意义的。没有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就没有中国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也不可能在50年就形成中国工业发展体系。中国50年做到的，在美国竟走了两个世纪。这种僵化的体制不利于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不能有效地调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需要进行改革。我们对企业放过权，让过利，实行过厂长负责制，搞过经营承包，将企业推向自主经营，现在正搞现代企业制度建设。20年过去了，虽有一些进展，但国有企业的经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其结局可想而知。与其被人吃掉，不如将他们分开，让其中有生命力的产品与服务进入证券市场，先发展起来，积累资金，带动并救活可救的国有经济。确实没有再发展前途的企业，就令其破产，进行资源重组。非此而没有其他出路。
对于国有企业，我们的基本战略是，从宏观上讲抓大放小，从微观上讲推行股份制，进而推行资本经营。进入证券市场的企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必须是有限责任公司；
2、产品与服务有发展前途；
3、企业有内在发展动力。
因此，真正能上证券市场的企业不到5%。他们要通过造壳、借壳与买壳的方式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历史与环境的原因，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很多，但上证券市场的企业必须轻装。为了上，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剥离，将服务性的后勤部门统统独立出去，将用不上的职工统统下岗。国有企业的战略改革，国有企业的发展，就是伴随着痛苦与眼泪进行的；承了苦，流了泪，方有国有企业的发展前途，方有国有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