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257 次) 时间：2000-06-24 14:48:43 来源：贾双林 (jsl) 原创-IT
有朋友自西安来，因公干在京盘桓数月。近日临别，在为其饯行的聚会上，他不无感慨地说：“北京毕竟是北京啊，各种国际性的展会可真多。要是西安也能吸引来这么多的会议、展览，招来这么多世界著名的VC、投行和IT界风云人士，兴许在建设中国硅谷的竞争中，还有一线希望。但是，现在看来，玄！”
这番话，是在我们一起议论“西部大开发”的话题时，这位朋友为阐述西部的一些劣势和不足时，顺口说出的。虽是顺口，但这番话却无意间引出了另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中国的硅谷”。我们一干人，沿着这一个大话题，又一路热烈讨论了下去。其中的争辩多多，枝蔓也多多，但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小话题：
硅谷的真谛是什么？
美国西海岸，有一个从旧金山到圣荷塞60英里长，从Cupertino到Fremont20英里宽的一个狭长地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硅谷(Silicon Valley)。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里诞生了数以千计的高科技公司和数千亿美元的财富神话。从HP、Intel和Apple，到Sun、Cisco和Yahoo，从斯坦福教授Terman，到天才少年杨致远，都是这些财富神话的卓越代表。除比尔·盖茨和他的Microsoft之外，几乎所有代表美国新经济的公司和传奇人物，都集中在这里。这里的年总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这里的上市公司总市值近1万亿美元。这里的领军公司Cisco，其市值已达5000亿美元，比GM、Ford和Chrysler的总和还要大。所以，美国的第一财富中心早已由东部转移到了这里。
那么，硅谷为什么会成功？硅谷模式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世界一流的大学和良好的开发环境。事实证明，斯坦福大学良好的开发环境的确是硅谷不断发展与创新的源泉。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系，拥有众多的由公司资助的一流实验室，这里与产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斯坦福诞生出源源不断的发明、构思和产业成果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与产业界的良性互动又是几代斯坦福人创业积累的结果。
其次，雄厚的技术人才和睿智的创业家。在斯坦福，不光是人才济济，更重要的是，从教授到学生都有着浓厚的创业氛围。几乎每个教授都办公司，几乎没个学生都在公司任职，或自己创业。不过，即便是这些技术天才对商业一窍不通也没关系。硅谷有着成千上万的创业家在游动，他们以创业为工作，以创业为乐趣。他们往往能慧眼识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色的技术成果。他们往往又收放自如，能以最快的速度拉来风险投资，功成身退。
再者，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和庞大的风险投资队伍。硅谷自一开始，就是以风险投资模式来运作的，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炼，早已脉络清晰。这里云集着300多家的风险投资公司，每年投入近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而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庭。一句话，钱不成问题。
最后，成熟的资本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拥有的灵活机制。在作为新兴市场的Nasdaq勃兴之前，对高科技公司而言，上市的门槛是高了一些，但是成熟的传统资本市场还是把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高素质公司送上了高速发展之路。而Nasdaq市场出现之后，较低的上市门槛、透明度高的电子交易系统和实力雄厚的造市商机制，更是催生了无数的新兴企业，把它们从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变成了巨型的超级企业，同时也使得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更加畅通。
概而言之，硅谷模式的真谛就是：在一流大学良好的开发环境里，超凡的人才和创业家一拍即合，通过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和灵活的新兴资本市场，在适当的时机下，把一个中小企业变为巨型的超级企业。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催生出许许多多的富翁，身家百万、千万乃至亿万。
“中国的硅谷”，有何必要？
回到中国的环境里，我们的讨论突然显得有些无从下手，即便下手，也象是打了几下空拳。怎么会这样呢？苦苦思索其中的奥秘之后，一个根本性的疑问首先浮现于脑海：中国真的有必要建设硅谷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是简单的是与不是所能解决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成立的，因为，以下的分析将要说明的，恰恰是各界人士对“中国建设硅谷”怀疑，既然有怀疑，就证明了问题的真实性。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矛盾是什么？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提法，但归总来看，还是环境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矛盾。那么，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改善生态环境，为新的世纪里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句话说来简单，而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政府的、民间的，甚至海外的，有多少算多少，应该尽力吸引进来。然而，在投资总量没有突进性增大的情况下，如果以“建设中国硅谷”为大旗，把大量投资吸引到所谓新经济代表的信息产业，那么生态建设靠什么来做。即便是无数“中国的硅谷”建成了，而面对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下其他上游产业的严重凋敝状况，试问你让谁来消费你的“硅谷”提供的高端产品？
以上是从经济总量出发的一个担心，再看经济结构。尽管在目前的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基本都集中在了硅谷出身的新经济类公司这里。但是，如果从实实在在的GDP结构来看，新经济类公司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美国人也从来没有因为有了硅谷就完全破坏原有的经济结构，也只不过是在金字塔底座一般稳固的传统产业上边，增加了一块新经济的石块而已。而反观我们国内，本来底子就薄，别说工业的现代化还没有实现，甚至是农业的现代化还都没有实现。那么，在原有的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生拉进来一个占比重很大的产业，能否真正起到脱胎换骨的作用，还真得打个问号？印度的软件业发达，而工业、农业方面搞得一塌糊涂就是明证。
美国的硅谷产生的源泉及其存在的意义，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将技术产品或基于技术的创业构思变为现实的产业，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增值。在我们国内，其实早已有一个为大家熟悉的口号叫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一开始，人们对科技人员搞兼职的争论比较大，后来政策开了口子，所谓“礼拜天工程师”大量出现。当时，大家哪敢提硅谷呀？这就不错了。于是欢呼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胜利！后来，大家嫌这生产力还是转化得慢，又议论纷纷。政策接着也开了口子，国家同意让科研单位办企业。于是，打着“产学研相结合”、“技工贸一条龙”的旗帜，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校办产业(比如方正)和院办产业(比如联想)。许多人以为这就是硅谷模式，其实错了。在斯坦福，几乎人人都办公司，但学校恰恰是绝不办公司。这里有什么区别吗？有。个人办公司，一开始产权就是清晰的，而扯上学校就比较麻烦(尤其在对“公”与“私”的问题极度敏感的中国。后来长期困扰方正、联想等企业的产权纠葛，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似乎政策上的束缚基本没有了，甚至还有政策鼓励学生休学创业。那么，是不是说，现在就应该铆足劲追赶硅谷呢？其实不然。纵观以上的“生产力转化史”，我们看出，科技也好，生产力也罢，在中国永远有着自己的特殊烙印，无法完全用商业模式去衡量。其次，既然从大方向上来讲，我们的追求与硅谷是一致的，又何必一定要建设中国的硅谷呢？
一句话，按中国方式办事，也许更管用。
“中国的硅谷”，怎么可能？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确实有必要建设自己的硅谷，那么，请容许冒昧地问一句，硅谷成功模式里的那些要素，中国具备吗？
说起大学，我们还真是不缺。世界一流大学么，不知道北大、清华算不算？这时候，人往往很矛盾。算吧，勉强。不算吧，心有不甘。抛开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不说，就单看你的开发环境和创新动力。北大、清华有许多国家重点试验室，撇开那些基础科学方面的，在技术和工程领域的实验室中，有多少是与产业界有着直接的广泛联系的？除了评职称的需要和完成国家下达的课题，科研人员的开发动力到底还剩几许？或许你会说，我们还给校办产业搞开发，我们也兼着校办产业的职。这个问题，正如上文所说，已经不是斯坦福的模式了。如果你非要说，这虽然不同于斯坦福，但它也是建设中国硅谷的要素，那笔者也没办法。只不过，笔者实在想不出科研人员追求创新的源动力，会来自哪里？
据说，加上各类大学和科研院所，中关村地区有10万多名科技人才。这确实是一种丰厚的智力优势，但智力优势就一定能转化为创业优势吗？恐怕未必。不是中国人愚钝，也不是中国人不敢冒险，只要有个环境，他们最善于白手起家，创业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学老师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能否创业、怎么创业，这些问题还躲在政策的襁褓里睡大觉呢。那么现在，你这里光有聪明的头脑，而没有创业的头脑。这样行吗？恐怕不行，因为只有敢于创业、善于创业的人才，才有可能成为硅谷精神的最忠实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再看风险投资。国内的风险投资行业，刚刚起步，规范不规范暂且不说，问题是在国内，他们的融资渠道有多少？他们拉来的风险投资又能有多大的一个盘子呢？有人说，没关系，大不了咱用国外的风险投资呗。而且你看现在，这么多的网站，不都在花外国人的钱吗？不过，你花了人家的钱，这可不是白花的，你必须要到国外上市，让人家安全下庄。从步履蹒跚的新浪和尚无定论的网易、搜狐来看，这条路会走得很辛苦，而且随时有走不前去的危险。因为，这条漫漫的上市之路，还是要从可爱的政策那里出发。
至于资本市场嘛，朱总理说得好：“还很不规范。”这句话已经概括得很全面了。再者，国内资本市场这里的盘子又能有多大呢？要是出身硅谷的哪家上市公司一高兴，也来中国上市，先别说政策容许不容许，咱这盘子能接得住吗？
以上这些制造了美国硅谷的要素，在现而今的中国，显然都是不具备的。那么，建设“中国的硅谷”，怎么可能呢？或许，你会说，再未来的几年内，这些要素，将全部具备。那敢情好，不过又一个问题出来了：怎么建设？
“中国的硅谷”，多少算够？
在2000年初的“两会”期间，北京中关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基段村长提出“举全国之力建设中关村”的呼吁。而后，北京更是成立了以刘志华副市长为领导小组组长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全力整合北京的各方资源，当人不让地向“中国的硅谷”的目标冲刺。
4月初召开的深圳市信息工作会议为未来深圳信息产业绘出了蓝图：确定和巩固信息产业的支柱地位，向建立高效益、集约型信息经济方向努力，为最终使深圳成为“中国的硅谷”奠定坚实基础。到今年年底，深圳信息产业产值要争取达到1400亿元。
随后，上海、西安也加入了竞争者的队伍。上海凭借自己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全力促进张江工业园的发展，力争成为华东乃至全国最大的信息产业带。西安则对它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报以极高的建设热情，提出了建设西部硅谷的概念。如今，建设步伐也是如火如荼。
不光这些，天津、武汉、大连、苏州、无锡、常州、三亚、合肥、广州等等，各类城市纷纷提出类似口号，总之是要以“中国的硅谷”为目标，政府投入加招商引资，全民共努力，建设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据经济学家吴敬琏计算，全国大概有53个城市加入了角逐“中国的硅谷”的队伍，而且这个数目似乎现在还在增加。
“中国的硅谷”真的要遍地开花吗？这样做，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福音还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悲哀？我看，如果不是悲哀，那起码也算不上什么福音。信息产业需要的不光是高投入，而且其他外部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些竞争者的队伍中，我们看不出有多少城市真正具备一些起码的外部条件。同时，我们还会产生出一个疑问，市场的蛋糕到底有多大？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说市场就这么大。那么，这么多的地方一轰而上，纷纷欲从市场分一杯羹，其结果又会怎样呢？不敢说有多乐观。那么，假如巨额的投入变成了巨额的浪费，这到底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还是资源的无效流动？不言自明。
那么，真如段村长所呼吁的那样，“举全国之力”建设一个“真正具备条件”的“中国硅谷”，就是明智之选择吗？也未必。曾有媒体挖苦段村长此言，是要国家在信息产业领域搞“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话虽重了些，但也不无道理。诚然，中关村的内外部条件的确无人能比，中关村的成长也是最具自发形态的，似乎最有理由建设为“中国的硅谷”。但是，如今你显然是要人为地打破中关村原有的自发格局，由政府牵头来搞。因为，光靠市场导向，“举全国之力”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其中，必然要有政府行为起作用。那么，这么做，到底有多大的胜算？恐怕不太令人乐观。就拿风险投资来说，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都发起成立过许多带有科技企业孵化器性质的机构或公司，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又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可供点评呢？而且，其中的许多机构和公司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那么，在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还是以我们的榜样–美国硅谷为例。在那里，可以说，几乎百分之百没有政府的行为掺杂其中，而完全是由市场自发导引的结果。如此说，不是说政府就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从硅谷的经验而言，政府所提供的，恰恰只是最基本的法律环境。通过法律保护创业者的产权和经营利益，而不是通过行政行为安排产权和利益分配。这就是政府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最恰当的角色，也是其成功经验之一。那么，我们现在空有建设“中国硅谷”的热情，却从最根本之处违背其成长的规律，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从全球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史来看，成功的产业园区往往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比如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共同倡导的“21号公路”不太成功，而没人寄于过多关怀的硅谷却意外成功了。比如日本，同样是政府和大公司共同发起的筑波科技城，这么多年了，却一直鲜有建树。
“中国的硅谷”，一路走好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尽管有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批评，但各地政府和企业争当“中国硅谷”的热情似乎还是有增无减。这似乎也是一个中国国情，即“不撞南墙不回头”。将来，即便证明是错了，也还有特别具有中国国情的解释，即“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些稍有些“分析癖”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后，也就只能静观其变了。如果，事物的发展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虑了，那么，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那时，即便是煽我们自己几记耳光，倒也无妨。真心的说一句：“中国的硅谷们”，一路走好。
在笔者即将完稿时，在某IT杂志看到一则信息，西安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国际互联网展示和研讨会，主办者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我那位西安朋友回家后，一定也看到这一信息了。他，一定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