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560 次) 时间：2001-06-09 21:24:24 来源：刘韧 (liuren) 原创-IT
下面三篇文章是我的新闻观，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情。[email protected]
我这样做新闻
约采访
被采访对象为什么要接受记者采访？
被采访者没有帮助记者做好新闻的义务，他接受采访，自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推销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采访？
记者是想写出让读者满意的新闻，记者没有帮被采访者做宣传的义务。
所以，记者与被采访者在目的上存在着矛盾。被采访者通常最想通过记者告诉读者，自己公司的技术有多么先进，而记者最想听的却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他们之间恩怨以及未曾公开的事实。
记者如果不能清楚自己的目的或者完全屈服于被采访者，就会被对方牵着走，最后得到的素材没多大价值，落得只能在其宣传材料中选择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来写，文章平平。
记者如果一意孤行，不考虑被采访对象的需要，被采访对象可能连接受采访的兴趣都没有，被采访对象不会只是为了帮记者做新闻而浪费时间。
所以，一定要找到新闻与宣传的交集，找到双方兴趣的焦点，这是采访的首要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记者首先要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原先采访的记录，分析以前采访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以确定还有哪些潜在新闻价值没有被挖掘，选择本次采访突破点，没报道过的，又是你想要知道的，就列为采访提纲里的重点问题，问题的数量一般在10-20之间比较好。这样可以清楚自己想采访什么，避免被人牵着走。
最初的半小小时
记者的采访提纲，采访对象可能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在最初的半小时，一定要满足对方宣传的需要。采访和被采访是一场博弈，双方都想通过对方达到自己目的，这是采访得以进行的基础。关键是，让他宣讲什么？
按时间顺序，让被采访对象叙述关键事件的经过，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人很容易进入往事，很容易进入倾诉，此时，有叙述的快感，怀想从前，使人幸福，让被采访者回忆过去的光辉业绩可以迅速进入采访，缓和气氛，缩短和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有些问题，比如哪里人？哪个大学毕业？虽然不一定会写进文章里，但对整体了解一件事情、整体了解一个人会很有帮助，这样下笔的时，会心理有底。
在被采访者痛快的同时，增加内容新闻性的关键是，注意避免意义和原因的论述，强调新闻六要素的记录，强调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结果如何；强调场景、故事和细节。
写作始于采访
在倾听对方讲光辉历史的时候，记者相对来说是空闲的，这个时候，要开通脑筋，确定新闻的主题。
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记者会确定新闻主题，但是，那是在没采访的前提下做的，通常并不是最好的，在和对方接触后，要立即根据他说正在说的历史，他的兴奋点，调整或者重新确定主题。这是采访是否成功的关键。
主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没有主题，没法将采访有效进行下去，更没办法写好文章，所以，主题要先定。
在半个小时内，确定主题，靠经验，靠历练，但好的主题是将采访进行好的关键。
对方主讲结束，记者的主题也有了。对方宣讲了半个小时，也有些满意的累了，真正的采访开始了。
重要问题与敏感问题
这时最宜问与主题相关的4、5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主题的延伸，问题将回答主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将是未来文章的主干。
这些问题可以拆开问，越细致越好，有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句，如果问不到，写的时候会有无穷无尽的问题，多问一句可能为未来的写作省下10分的气力。重要问题可以持续40分钟左右。
较敏感的问题可以来自前半个小时中，对方叙述中矛盾的地方、欲言又止的地方、遮遮掩掩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对方已经说了，所以，不好再一口回绝，这些问题比较容易探寻到未曾公开的内容。这些问题应该被设计成试探式的，不好穷追猛打，将采访气氛搞坏。
特别敏感的问题，放到最后问。上来就发炮，对方会觉得你是来干仗的，并且，不怀好意，会警惕你、反感你，本来可以说的，也不会对你讲了。
敏感问题虽然最后问，也要有分寸。被采访者不想告诉你的事情，记者是很难问出来的。确定了是他不想说的问题，就没必要再问，再问反而会不好。记者不是法官和律师，不可能进入审问状态。而且，如果采访关系搞坏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去采访，次数多了，别的人也不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试，你采访一个企业得罪一个企业、采访一个人得罪一个人，在记者还怎么混。
取得者信任是很重要的，被采访者信任你，会处在放松状态，会觉得敏感问题和你说了也不会出太大问题。对敏感问题如果对方很在意，你的文章写好后，可以给对方看一下，确定是否发表。或者根据对方的建议修改和综合。比如一些数字、人物要不要提出，换一种说法等等。
不浪费任何资料
我采访，全程用录音。用笔记第一记不全，第二分心。录音是记者最好的帮手。
采访完，我会一句一句地将我认为有价值的话，全部整理到计算机中。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一上来就开始写作，往往不知道从何入手，苦思冥想了半天，不但一无所获，心情也会变得很糟糕；第二、重新逐字逐句地听录音，会对素材特别了解，会发现采访时候，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会对素材有一个新认识。
两小时的采访大概能整理出一万字左右，然后，在一万字上做小标题，小标题越细越好，一万字用50个小标题分隔，每个小标题下大概有几百个字，便于素材的调用。
主题始终在心中
无论是采访，整理录音，还是做小标题，时时刻刻都要想着主题。一个文章没有主题万万不行，文章上6000字，很容易写散，很容易前后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主线，就不知所云，人们看起来就觉得这个文章叙述的目标不是向一个地方去的，不能形成合力。
确立主题的原则是：第一、最好是新鲜的没有人写过的或者别人没有深入的；第二、这个主题要能统领三分之二以上的采访素材，否则，采访就太失败了。
主题确定后，要将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去掉，不要舍不得，和主题无关的材料，只会搅乱的视线。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一定要去掉，怕删错了，可以先剪贴到另外一个文件。
材料组织
大家都喜欢看电影，看电影的人比看文章的人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是有冲突的，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大家喜欢看。文章也一样，如果文章没有冲突（起伏），就会让人看得很平淡。文章要想吸引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矛盾来展现主题，即通过起因，矛盾，高潮来体现。就像电影里出现了一个坏人，老是抓不住，所以，吸引人想知道最后的结局。文章也是一样的道理。
恩怨、竞争、艰难都是形成冲突的好材料，这在采访的时候就要给与足够的重视。材料组织的要优先利用能反映主题的矛盾和情节，使文章有更强的可读性。
场景、细节是组织素材的另外两个中心。场景能将读者带到文章中来，使其身临其境地被感染；细节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影响，人其实最能记住的是细枝末节。
情感客观
新闻作品要求用最少的字讲最多的东西，信息量是第一重要的。减少字数的关键是不要抒情，少发议论。作者不能总想站出来，总是想说，“我认为如何如何”，读者要看的是被采访对象的事情，不是要看记者的态度。媒体的态度可以写到社论中去。
作者的思想当然很重要，但它已经体现在了主题确定，材料选择上，选择这个主题，不选择哪个主题，选择这个资料，不选择那个资料，作者的立场已经在起作用了，没有必要再跳出来说，“这个是我赞同，哪个是我反对的。”千万不要觉得读者很傻，怕读者理解不了，就包办代替。其实读者比作者聪明，因为读者太多了，那里面比作者聪明的人有的是，作者一跳出来，就人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叙事保险。
所以，作者要养成写短句子，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和名词，以求不让自己的东西更多地被带进文章中。
开头与结尾
文章的开头至关重要，我一般会拿出20%的时间考虑开头。一篇文章如果不能在前100字中，吸引住读者，这篇文章很难成功。
开头的第一句（段）话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第一段应该告诉读者这篇文章想讲什么？怎么讲？实在没有更好的开头，第一段可以用一个场景描述，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好办法。另外，每个小标题下也都可以运用场景来导入。
至于结尾，我是写到哪算哪。比如够6000字了，就结束。记者的思维方式是倒金子塔的，文章一定是越到后来越不重要，所以，可以嘎然而止。
刘韧简历
刘韧，《计算机世界》总编助理兼采访部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信息产业深度报道。10年记者生涯著有《知识英雄》、《中关村问题》、《知本家风暴》（合著）、《企业方法》、《中国.com》等书。
1970年1月30日，生于安徽。
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
1991年，加入安徽阜阳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
1996年，加入《中国计算机报》，先后任人物版、软件版副主编。
1998年，加入《计算机世界》，任电脑文化部副主任。
2000年，出任《计算机世界》总编助理，负责《计算机世界》采访部建设、管理、规划，培养名记者、名专栏。
200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财经》奖学金。
始于1993
1993年夏，给韩云寄去的一篇投稿改变了我的命运。这篇关于盗版的文章并不是专为《计算机世界》写的，投向《计算机世界》没抱太多发表的希望，只是觉得那是业界第一大报，试试而已。
此时，我在安徽阜阳做电台记者，当时，新闻界流行“大特写”，我不甘寂寞，也试着给各报的周末版写了一些类似的文章，没有什么反响。投给《计算机世界》编辑韩云的文章是这类文章中的一篇，一篇文章而已。
一天，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同事对我说，北京《计算机世界》的韩云找你，关于稿件的事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听了韩云的名字，以为是个女编辑，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韩云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这篇文章，你还给了谁？”我老实交待，“还给了晚报。”韩云问：“给没给《中国计算机报》？”我说：“没有。”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中国计算机报》，韩云说：“那就好，我准备在市场版头条用。”韩云接着说，并希望我今后多给他写文章，直接寄给他，我说可以。
我是从1990年开始学计算机的，此时已经对计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在这之前，我未曾想过可以将计算机和我所干的新闻结合起来。韩云提醒了我，并给了我机会。
和韩云通电话后大约一两个月，我要到北京帮朋友攒兼容机，但是中关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又想买到货真价实的配件，就想到了韩云，我当时天真地以为韩云应该和中关村做兼容机的人混得很熟，后来才知道韩云和他们搭不上界，但韩云没有推辞，也没有和我说明，他说：“你到报社找我吧。”
我坐火车到《计算机世界》找韩云，当时的《计算机世界》还在复兴路，我找到的时候，韩云在外面采访还没有回来，我就坐在报社里等他，当时报社的同事都以为我是韩云在山东大学的同学，其实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韩云。
韩云回来，我们俩在《计算机世界》吃完午饭，他便塞给我几本市场行情，让我先看报价，他开始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问能不能帮我装机器。他的朋友很忙，晚上才有空，最后约好晚上在燕山酒店大堂见，最后韩云的这个朋友帮我装了一台486DX/66。回到阜阳，我就觉得韩云特别够朋友，挖空心思给他写稿，1994年，我在《计算机世界》发表了十多篇评论。
1994年，我写了一篇明星批评文章《解晓东如此义演——两个20万说明了什么》，文章很轰动，但也惹了巨大的麻烦，地方政府不高兴不说，解晓东还将我拽上了法庭，要求赔偿100万。这场历时两年的官司最终以解晓东撤诉告终，算是功德圆满，但此事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从此对“为民请愿”的事心有余悸了。此时，我又想到了韩云，希望能通过他进入IT界。在起先的几个尝试都不成功之后，韩云终于在1996年6月将我介绍给了天汇，我和天汇总经理沈江一拍即合，立即走马上任天汇副总经理，但当时受Windows和UCDOS的冲击，沈江继续做天汇汉字系统的信心不是很足了，我留在天汇也没有什么意思。
两个月后，因为稿件关系，我认识了《中国计算机报》副总编张永捷，她领我去见《中国计算机报》总编辑李超云，李超云翻了一下我在《计算机世界》发表的稿件，十分痛快地说：“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李超云在10分钟内给了我一个重新做报人的机会。
这就是我来北京的经过，我来北京是因为韩云、沈江、张永捷、李超云，是他们给了我机会。我一直在想，全国像我这样有一定写作能力，爱好IT的人很多，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北京？是因为他们没有我这么好的机遇。
2000年4月，我将www.liuren.com改版为www.donews.com，第一个初衷就是想给像我一样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韩云只有一个，他能帮的人有限，尽管他总在尽力地帮人，总在和我说，帮人就是帮自己。Internet时代帮人是不是可以不一样？是不是可以同时帮更多的人？我现在还不知道www.donews.com今后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我相信一群有能力的人聚在一起，总会产生机会和机遇。
我的工作总是特别忙碌，但donews并没有因为我对它贡献小而停滞，这是互联网的魅力。Internet是大家的，donews也是大家的，只有是大家才能发展壮大。
我的朋友对我说，donews已经不是刘韧的了，刘韧的色彩越来越少，成了杜红超的，所以叫“donews”，其实，这要感谢杜红超，这只能说明杜红超对donews贡献最多。
朋友说，这里越来越乱了，什么人都上来，不好。但我想，我们从来都不是什么有“身份”的人，也从来不靠所谓的“身份”或者“摆谱”生存，我们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所以，有什么理由拒绝大家在一起呢？Internet是大家的，donews是大家。donews永远欢迎所有喜欢它的朋友。大家各有各的方式表达自己，谁又能干涉呢？我的这些话可能得罪人，这里先道歉了。我不愿意得罪任何人，我希望大家都自由自在，大家一起HAPPY。我这种态度可能会使donews“永失”一些人，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家是我出发的地方”，donews是家，大家借助它走得更远，更高，是大家的造化。所以，donews从来不介意外面的人到这里寻找文章和撰稿人，反而，欢迎大家这样做；甚至欢迎同类的站点出现，给大家提供更多出发的地方。创造价值一定有回报，投机取巧一定没长远。
这是我.com，.com使我这个耐心不是很好的人也可以像韩云那样帮人了。
我只是一名记者
我在《知识英雄》中写了50个人，写的人多，不免会有朋友对我讲：“你这个人写得不错，那个人写得欠点火候；程天纵、谢克人写得最好，某某写得最差。”如此等等，对于这些话我都没太往心里去，我以为写得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风采照人；写得不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至于为什么非要去写没什么可写的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一个记者能够左右的问题），所以，写得好写得差都和我没有太多关系。这样说，绝不是在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推卸责任。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能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要写的人，要写的事，不懈怠，不马虎，倾尽我所有的表达方式和采访写作技巧，但我不能保证所写出的人物篇篇光彩照人，给人以启发。支撑人物传记水平高低是被采访人的思想，而对于被采访人水平的高低，我一个记者是无能为力的。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采访过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公司的公关小姐看了征求意见稿后，要求把他们公司的总裁形象塑造的再高大些，有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怎样能再‘高大些’就增加哪些内容”这些人也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内容，就反问我：“你们当记者还不知道该怎样上纲上线地拔高一个人？”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只会记录事实，有时候也做些锦上添花的事，但凭空的吹捧不要说像我等木讷的人不擅长，就连职业的公关公司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知识英雄》体现的是被写人的思想，作者没有什么思想，所以，看《知识英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IT产业中谁最有思想，有魅力，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前些天，应《信息产业报》邀请和几个关心IT的哲学学者以及文化名人探讨IT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我很佩服他们的理论和见解，但我不敢发言。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任务和职责只是记录下当今IT领域最有见地的思想，以便更多的人知晓，至于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否则，我现在不会还做记者。
我所有的能力只表现在力争使我的记录成为所有记录中最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人和人面对面的思想沟通，能把70％的原意传达给对方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通过记者辗转写在纸上让人理解，50％原意的传达也是很高的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说出了语言的无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在表达方面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一个优秀的记者有余地把一名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这辈子都学不完，我永远不会以自己主要是一名记录员而感到羞愧。
方兴东博士把IT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
他说现在的IT媒体应该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或许方博士已经进入了分析时代，但在目前IT媒体浮躁的心态下，我感觉现在强调分析时代还为时尚早，我的理由是：我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分析文章。
我们只是记者，我们没有太多思想，我们不可以站在整个业界的高度高瞻远瞩、指点江山、挥持方遒；我们只是记者，我们不在IT产业的第一线，对产业的运作并没有切身的感触，没有IT生活的我们不可能写出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
历史上被人记住的思想家很少，被人记住的文学家很多，原因是文学家主要是在记录，记录有时候并不比思考缺少价值。
我相信在1998年9月11日星期五的时候谁也会有兴趣去读1995年以前在IT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如果当作笑话看，可能还可以，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候的思考可能会哑然失笑，但再过几年回头看现在，那时肯定也纳闷现在的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地肤浅幼稚。
我只愿意做一名记者，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写两本书，一本已经完成了就是《知识英雄棗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本即将开始写。我设想用《知识英雄》以IT人物为主线，用《企业方法》以IT企业为主线，来描述中国IT产业20世纪末的基本状态，供思想家去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过去的资料。我希望我的书在5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的理想。
我的新闻观
《知识英雄》被另外一本书“掠夺”性利用了许多内容，我只轻微表示了一下“这样做不好”，该书的作者（作者？）就站出来质问：“难道不采访，就不能写作吗？”我不敢说“不
采访，就不能写作”的话，因为现如今在“资料基础上”的研究之作实在太多了，几乎成了
潮流和方向。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像我等这样采访而来的文字，对他们来说只是重新创作的材料和素材而已，他们认为他们的写作完全可以建立在我等的写作之上，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重新组织我的素材，写出比我等更好的文章。他们用了我得辛苦采访而来的素材，或许还从心底看不起我等。
Internet时代，“剪刀＋浆糊”作业方式提高到了电子文本的“Ctrl C + Ctrl V”（剪贴＋复制）层次，实现了“东拼西凑”的“无缝连结”，懂些英文更能使这种运作方式提高国际水平。我不知道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在“抄袭”，还是在“研究”。
都说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但这种过剩决非“原创”信息的过剩，而是因为信息被无限制地被复制造成的过剩。每个自以为高明的信息的复制者，都会在其所复制的内容中，加进一些自己的评论和认识，以为这样就可以高出原作者了。最后，他们将原始的信息“复制”得面目全非。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那时我在安徽，但我干的事是，对中国乃至全球信息产业评头论足。当时我所有信息来源就是《计算机世界》，但我的评论被发表在《计算机世界》显著位置，成为《计算机世界》为数不多的特约记者。我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攒”文章的人了。
1996年，我进了《中国计算机报》，主要还是写评论和述评。我的评论以批评为主，我将自
己俨然定义成了业界的“医生”，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行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我非得大声疾呼让每一个人知道，否则就是失职。这段时间，我很快乐，我觉
得我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他们都醉了，我还醒着。
直到1997年，我才明白，原来我所知道的那点事，别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已经说过了很多遍，懒得再说一遍而已。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如果继续写这种“隔靴挠痒”的评论，那么，我回安徽也能写。
在北京的优势是接近新闻事件的发生地，接近当事人，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去和外地的作者比谁的评论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做《人物素描》。
我在《知识英雄》中写了50个人，写的人多，不免会有朋友对我讲：“你这个人写得不
错，那个人写得欠点火候；程天纵、谢克人写得最好，某某写得最差。”如此等等，对于这
些话我都没太往心里去，我以为写得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风采照人；写得不好，那是因为
被写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至于为什么非要去写没什么可写的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一
个记者能够左右的问题，需要报社去回答），所以，写得好，写得差都和我没有太多关系。
这样说，绝不是在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推卸责任。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能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要写的人，要写的事，不懈怠，不马虎，倾尽我所有的表达方式和采访写作技巧。但我不能保证所写出的每一个人物都光彩照人，给人以启发。支撑人物传记水平高低是被采访人的思想，而对于被采访人水平的高低，
我一介记者无能为力。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采访过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公司的公关小姐看了征求意见稿后，要求把他们公司的总裁形象塑造得再高大些，有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怎样能再‘高大些’就增加哪些内容”这些人也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内
容，就反问我：“你们当记者还不知道该怎样‘上纲上线’地拔高一个人？”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只会记录事实，有时候也做些锦上添花的事，但凭空的吹捧不要说
像我等木讷的人不擅长，就连职业的公关公司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知识英雄》体现的是被写人的思想，作者没有什么思想，所以，看《知识英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IT产业中谁最有思想，谁最有魅力，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谁将永远成为过去。
无论是《知识英雄》还是《企业方法》都是不是“主题”先行的作品，它们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取决被采访对象是否精彩，所以，在选择被采访对象上，我越来越挑剔，因为，采访对象是我文章的“生命线”。
1998年9月，应《信息产业报》邀请，和几个关心IT的哲学学者以及文化名人探讨IT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我很佩服他们的理论和见解，但我不敢发言。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任务和职责只是记录下当今IT领域最有见地的思想，以便更多的人知晓，至于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否则，我现在不会还做记者。
我所有的能力只表现在力争使我的记录成为所有记录中最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人和人面对面的思想沟通，能把70％的原意传达给对方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通过记者辗转写在纸上让人理解，50％原意的传达也已经是很高的分值。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传达出了语言的无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在表达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也就说，一个优秀的记者有余地把一名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这辈子都学不完，我永远不会为自己主要只是一名记录员而感到羞愧。
有人将IT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有人
说现在的IT媒体应该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或许他们已经进入了分析时代，但在目前IT媒体浮躁的心态下，我感觉现在强调分析时代还为时尚早，我的理由是：我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分析文章，懂英文的，从《华尔街日报》上贩卖洋观点，不懂英文的，可以借鉴以下台湾的《PC Home》。
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只是名记者，没有太多思想，不可以站在整个业界的高度高
瞻远瞩、指点江山、挥持方遒；我只是名记者，不在IT产业的第一线，对产业的运作并没有切身的感触，不可能写出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
历史上被人记住的思想家很少，被人记住的文学家很多，原因是文学家主要是在记录，
记录有时候并不比思考缺少价值。
我相信在1999年的8月，谁也不会再有兴趣去读1997年以前在IT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如果当作笑话看，可能还可以，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候的思考可能会哑然失笑，但是想过没有，在21世界，回头看现在，那时肯定也会纳闷现在的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地肤浅幼稚。
我只愿意做一名记者，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写两本书，一本已经完成了就是《知识英雄：
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本即将完成。我设想用《知识英雄》以IT人物为主线，用《企业方法》以IT企业为主线，来描述中国IT产业20世纪末的基本状态，供思想家去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过去的资料。我希望我的书在5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的理想。
《企业方法》1998年末在《计算机世界》上一推出，就让几个希望我有大进步的朋友大失所望，他们认为我还在用“人物素描”的方式写《企业方法》，没有新意。我可以保证《企业方法》的内容决不会和《知识英雄》重复，但是表现手法，我只会一个，就是记者式的实录，而且，我认为这种方法来写企业案例最合适。
《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彤做惯了调查性的采访，刚进IT，有些不适应，感觉采访进行不下去。她的采访难以向下推进，是因为她总是习惯性地站在被采访者的对立面，拿怀疑的眼光打量被采访者对象。被采访人在一种戒备状态，当然很难敞开心扉。
我的方式和她不同。当被采访者小看我的时候，我当然会用几个问题“刺”他一下，比如谈谈他的竞争对手，谈谈他的失败等等。一但被采访者不再“小看”的时候，我马上会将姿态放下来，洗耳恭听被采访者的精彩故事或者论述，并不时地给予他肯定，只要他没有离开主题，就让他滔滔不绝体讲下去。
采访中，我不从来不试图去和被采访对象“对话”，从不试图让被采访者接受我的观点，采访中，我没有观点，采访时间很宝贵，我决不会为了要在被采访对象面前表现我的高明，而浪费一分钟。没必要。我将自己话压缩到最低，因为，每次回来整理录音，我都会发觉自己在采访中说的话对于写作最没有用。
采访前，我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意图、目的以及计划，我会认真做采访提纲，但如果被采访对象有更好的思路和想法，我回跟着他走。
方正董事长张玉峰是一个特别有力量和主见的人，我对他的两次采访都远远偏离了我的采访计划，但那两次采访都很成功，一个是张玉峰主动谈起了前几任总裁的更替，一次主动张玉峰谈起了方正在管理所遇到的难题，这些内容，如果被张玉峰不想说，我将问题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适逢张玉峰想谈这些内容，这时如果我还抱着原来的采访计划，我就是傻瓜。
采访完，我将采访来的所有录音整理到计算机上，然后，分析这些材料，确定主题，然后，
删掉没有用的材料。这样做看似多用最终要删除部分的无用功，其实是最快的办法，因为一
开始，不知道写什么，主题是什么。开始就整理材料，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主题会慢慢显
现出来。
通常的构思方式，从构思主题到写作会思量很长时间，有时候，写到一半才会发觉这个构思不好，否定重来，会浪费很多时间，勉强写下去，始终会有鸡肋的感觉。
这种基于材料，充分照顾内容丰富性的写作，最要克服的就是文章的流畅性。我的文章一般
都要修改五遍以上，直到付印之前，我会一直修改下去。我重来不会认为自己哪篇文章能有
多好，在我看来，我的哪一篇文章中，都还有“BUG”因为时间原因，没来得及订正。这大约就是作为一名记者的遗憾。
我这样做新闻
约采访
被采访对象为什么要接受记者采访？
被采访者没有帮助记者做好新闻的义务，他接受采访，自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推销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采访？
记者是想写出让读者满意的新闻，记者没有帮被采访者做宣传的义务。
所以，记者与被采访者在目的上存在着矛盾。被采访者通常最想通过记者告诉读者，自己公司的技术有多么先进，而记者最想听的却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他们之间恩怨以及未曾公开的事实。
记者如果不能清楚自己的目的或者完全屈服于被采访者，就会被对方牵着走，最后得到的素材没多大价值，落得只能在其宣传材料中选择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来写，文章平平。
记者如果一意孤行，不考虑被采访对象的需要，被采访对象可能连接受采访的兴趣都没有，被采访对象不会只是为了帮记者做新闻而浪费时间。
所以，一定要找到新闻与宣传的交集，找到双方兴趣的焦点，这是采访的首要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记者首先要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原先采访的记录，分析以前采访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以确定还有哪些潜在新闻价值没有被挖掘，选择本次采访突破点，没报道过的，又是你想要知道的，就列为采访提纲里的重点问题，问题的数量一般在10-20之间比较好。这样可以清楚自己想采访什么，避免被人牵着走。
最初的半小小时
记者的采访提纲，采访对象可能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在最初的半小时，一定要满足对方宣传的需要。采访和被采访是一场博弈，双方都想通过对方达到自己目的，这是采访得以进行的基础。关键是，让他宣讲什么？
按时间顺序，让被采访对象叙述关键事件的经过，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人很容易进入往事，很容易进入倾诉，此时，有叙述的快感，怀想从前，使人幸福，让被采访者回忆过去的光辉业绩可以迅速进入采访，缓和气氛，缩短和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有些问题，比如哪里人？哪个大学毕业？虽然不一定会写进文章里，但对整体了解一件事情、整体了解一个人会很有帮助，这样下笔的时，会心理有底。
在被采访者痛快的同时，增加内容新闻性的关键是，注意避免意义和原因的论述，强调新闻六要素的记录，强调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结果如何；强调场景、故事和细节。
写作始于采访
在倾听对方讲光辉历史的时候，记者相对来说是空闲的，这个时候，要开通脑筋，确定新闻的主题。
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记者会确定新闻主题，但是，那是在没采访的前提下做的，通常并不是最好的，在和对方接触后，要立即根据他说正在说的历史，他的兴奋点，调整或者重新确定主题。这是采访是否成功的关键。
主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没有主题，没法将采访有效进行下去，更没办法写好文章，所以，主题要先定。
在半个小时内，确定主题，靠经验，靠历练，但好的主题是将采访进行好的关键。
对方主讲结束，记者的主题也有了。对方宣讲了半个小时，也有些满意的累了，真正的采访开始了。
重要问题与敏感问题
这时最宜问与主题相关的4、5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主题的延伸，问题将回答主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将是未来文章的主干。
这些问题可以拆开问，越细致越好，有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句，如果问不到，写的时候会有无穷无尽的问题，多问一句可能为未来的写作省下10分的气力。重要问题可以持续40分钟左右。
较敏感的问题可以来自前半个小时中，对方叙述中矛盾的地方、欲言又止的地方、遮遮掩掩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对方已经说了，所以，不好再一口回绝，这些问题比较容易探寻到未曾公开的内容。这些问题应该被设计成试探式的，不好穷追猛打，将采访气氛搞坏。
特别敏感的问题，放到最后问。上来就发炮，对方会觉得你是来干仗的，并且，不怀好意，会警惕你、反感你，本来可以说的，也不会对你讲了。
敏感问题虽然最后问，也要有分寸。被采访者不想告诉你的事情，记者是很难问出来的。确定了是他不想说的问题，就没必要再问，再问反而会不好。记者不是法官和律师，不可能进入审问状态。而且，如果采访关系搞坏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去采访，次数多了，别的人也不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试，你采访一个企业得罪一个企业、采访一个人得罪一个人，在记者还怎么混。
取得者信任是很重要的，被采访者信任你，会处在放松状态，会觉得敏感问题和你说了也不会出太大问题。对敏感问题如果对方很在意，你的文章写好后，可以给对方看一下，确定是否发表。或者根据对方的建议修改和综合。比如一些数字、人物要不要提出，换一种说法等等。
不浪费任何资料
我采访，全程用录音。用笔记第一记不全，第二分心。录音是记者最好的帮手。
采访完，我会一句一句地将我认为有价值的话，全部整理到计算机中。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一上来就开始写作，往往不知道从何入手，苦思冥想了半天，不但一无所获，心情也会变得很糟糕；第二、重新逐字逐句地听录音，会对素材特别了解，会发现采访时候，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会对素材有一个新认识。
两小时的采访大概能整理出一万字左右，然后，在一万字上做小标题，小标题越细越好，一万字用50个小标题分隔，每个小标题下大概有几百个字，便于素材的调用。
主题始终在心中
无论是采访，整理录音，还是做小标题，时时刻刻都要想着主题。一个文章没有主题万万不行，文章上6000字，很容易写散，很容易前后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主线，就不知所云，人们看起来就觉得这个文章叙述的目标不是向一个地方去的，不能形成合力。
确立主题的原则是：第一、最好是新鲜的没有人写过的或者别人没有深入的；第二、这个主题要能统领三分之二以上的采访素材，否则，采访就太失败了。
主题确定后，要将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去掉，不要舍不得，和主题无关的材料，只会搅乱的视线。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一定要去掉，怕删错了，可以先剪贴到另外一个文件。
材料组织
大家都喜欢看电影，看电影的人比看文章的人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是有冲突的，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大家喜欢看。文章也一样，如果文章没有冲突（起伏），就会让人看得很平淡。文章要想吸引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矛盾来展现主题，即通过起因，矛盾，高潮来体现。就像电影里出现了一个坏人，老是抓不住，所以，吸引人想知道最后的结局。文章也是一样的道理。
恩怨、竞争、艰难都是形成冲突的好材料，这在采访的时候就要给与足够的重视。材料组织的要优先利用能反映主题的矛盾和情节，使文章有更强的可读性。
场景、细节是组织素材的另外两个中心。场景能将读者带到文章中来，使其身临其境地被感染；细节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影响，人其实最能记住的是细枝末节。
情感客观
新闻作品要求用最少的字讲最多的东西，信息量是第一重要的。减少字数的关键是不要抒情，少发议论。作者不能总想站出来，总是想说，“我认为如何如何”，读者要看的是被采访对象的事情，不是要看记者的态度。媒体的态度可以写到社论中去。
作者的思想当然很重要，但它已经体现在了主题确定，材料选择上，选择这个主题，不选择哪个主题，选择这个资料，不选择那个资料，作者的立场已经在起作用了，没有必要再跳出来说，“这个是我赞同，哪个是我反对的。”千万不要觉得读者很傻，怕读者理解不了，就包办代替。其实读者比作者聪明，因为读者太多了，那里面比作者聪明的人有的是，作者一跳出来，就人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叙事保险。
所以，作者要养成写短句子，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和名词，以求不让自己的东西更多地被带进文章中。
开头与结尾
文章的开头至关重要，我一般会拿出20%的时间考虑开头。一篇文章如果不能在前100字中，吸引住读者，这篇文章很难成功。
开头的第一句（段）话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第一段应该告诉读者这篇文章想讲什么？怎么讲？实在没有更好的开头，第一段可以用一个场景描述，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好办法。另外，每个小标题下也都可以运用场景来导入。
至于结尾，我是写到哪算哪。比如够6000字了，就结束。记者的思维方式是倒金子塔的，文章一定是越到后来越不重要，所以，可以嘎然而止。
刘韧简历
刘韧，《计算机世界》总编助理兼采访部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信息产业深度报道。10年记者生涯著有《知识英雄》、《中关村问题》、《知本家风暴》（合著）、《企业方法》、《中国.com》等书。
1970年1月30日，生于安徽。
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
1991年，加入安徽阜阳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
1996年，加入《中国计算机报》，先后任人物版、软件版副主编。
1998年，加入《计算机世界》，任电脑文化部副主任。
2000年，出任《计算机世界》总编助理，负责《计算机世界》采访部建设、管理、规划，培养名记者、名专栏。
200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财经》奖学金。
始于1993
1993年夏，给韩云寄去的一篇投稿改变了我的命运。这篇关于盗版的文章并不是专为《计算机世界》写的，投向《计算机世界》没抱太多发表的希望，只是觉得那是业界第一大报，试试而已。
此时，我在安徽阜阳做电台记者，当时，新闻界流行“大特写”，我不甘寂寞，也试着给各报的周末版写了一些类似的文章，没有什么反响。投给《计算机世界》编辑韩云的文章是这类文章中的一篇，一篇文章而已。
一天，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同事对我说，北京《计算机世界》的韩云找你，关于稿件的事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听了韩云的名字，以为是个女编辑，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韩云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这篇文章，你还给了谁？”我老实交待，“还给了晚报。”韩云问：“给没给《中国计算机报》？”我说：“没有。”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中国计算机报》，韩云说：“那就好，我准备在市场版头条用。”韩云接着说，并希望我今后多给他写文章，直接寄给他，我说可以。
我是从1990年开始学计算机的，此时已经对计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在这之前，我未曾想过可以将计算机和我所干的新闻结合起来。韩云提醒了我，并给了我机会。
和韩云通电话后大约一两个月，我要到北京帮朋友攒兼容机，但是中关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又想买到货真价实的配件，就想到了韩云，我当时天真地以为韩云应该和中关村做兼容机的人混得很熟，后来才知道韩云和他们搭不上界，但韩云没有推辞，也没有和我说明，他说：“你到报社找我吧。”
我坐火车到《计算机世界》找韩云，当时的《计算机世界》还在复兴路，我找到的时候，韩云在外面采访还没有回来，我就坐在报社里等他，当时报社的同事都以为我是韩云在山东大学的同学，其实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韩云。
韩云回来，我们俩在《计算机世界》吃完午饭，他便塞给我几本市场行情，让我先看报价，他开始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问能不能帮我装机器。他的朋友很忙，晚上才有空，最后约好晚上在燕山酒店大堂见，最后韩云的这个朋友帮我装了一台486DX/66。回到阜阳，我就觉得韩云特别够朋友，挖空心思给他写稿，1994年，我在《计算机世界》发表了十多篇评论。
1994年，我写了一篇明星批评文章《解晓东如此义演——两个20万说明了什么》，文章很轰动，但也惹了巨大的麻烦，地方政府不高兴不说，解晓东还将我拽上了法庭，要求赔偿100万。这场历时两年的官司最终以解晓东撤诉告终，算是功德圆满，但此事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从此对“为民请愿”的事心有余悸了。此时，我又想到了韩云，希望能通过他进入IT界。在起先的几个尝试都不成功之后，韩云终于在1996年6月将我介绍给了天汇，我和天汇总经理沈江一拍即合，立即走马上任天汇副总经理，但当时受Windows和UCDOS的冲击，沈江继续做天汇汉字系统的信心不是很足了，我留在天汇也没有什么意思。
两个月后，因为稿件关系，我认识了《中国计算机报》副总编张永捷，她领我去见《中国计算机报》总编辑李超云，李超云翻了一下我在《计算机世界》发表的稿件，十分痛快地说：“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李超云在10分钟内给了我一个重新做报人的机会。
这就是我来北京的经过，我来北京是因为韩云、沈江、张永捷、李超云，是他们给了我机会。我一直在想，全国像我这样有一定写作能力，爱好IT的人很多，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北京？是因为他们没有我这么好的机遇。
2000年4月，我将www.liuren.com改版为www.donews.com，第一个初衷就是想给像我一样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韩云只有一个，他能帮的人有限，尽管他总在尽力地帮人，总在和我说，帮人就是帮自己。Internet时代帮人是不是可以不一样？是不是可以同时帮更多的人？我现在还不知道www.donews.com今后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我相信一群有能力的人聚在一起，总会产生机会和机遇。
我的工作总是特别忙碌，但donews并没有因为我对它贡献小而停滞，这是互联网的魅力。Internet是大家的，donews也是大家的，只有是大家才能发展壮大。
我的朋友对我说，donews已经不是刘韧的了，刘韧的色彩越来越少，成了杜红超的，所以叫“donews”，其实，这要感谢杜红超，这只能说明杜红超对donews贡献最多。
朋友说，这里越来越乱了，什么人都上来，不好。但我想，我们从来都不是什么有“身份”的人，也从来不靠所谓的“身份”或者“摆谱”生存，我们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所以，有什么理由拒绝大家在一起呢？Internet是大家的，donews是大家。donews永远欢迎所有喜欢它的朋友。大家各有各的方式表达自己，谁又能干涉呢？我的这些话可能得罪人，这里先道歉了。我不愿意得罪任何人，我希望大家都自由自在，大家一起HAPPY。我这种态度可能会使donews“永失”一些人，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家是我出发的地方”，donews是家，大家借助它走得更远，更高，是大家的造化。所以，donews从来不介意外面的人到这里寻找文章和撰稿人，反而，欢迎大家这样做；甚至欢迎同类的站点出现，给大家提供更多出发的地方。创造价值一定有回报，投机取巧一定没长远。
这是我.com，.com使我这个耐心不是很好的人也可以像韩云那样帮人了。
我只是一名记者
我在《知识英雄》中写了50个人，写的人多，不免会有朋友对我讲：“你这个人写得不错，那个人写得欠点火候；程天纵、谢克人写得最好，某某写得最差。”如此等等，对于这些话我都没太往心里去，我以为写得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风采照人；写得不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至于为什么非要去写没什么可写的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一个记者能够左右的问题），所以，写得好写得差都和我没有太多关系。这样说，绝不是在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推卸责任。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能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要写的人，要写的事，不懈怠，不马虎，倾尽我所有的表达方式和采访写作技巧，但我不能保证所写出的人物篇篇光彩照人，给人以启发。支撑人物传记水平高低是被采访人的思想，而对于被采访人水平的高低，我一个记者是无能为力的。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采访过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公司的公关小姐看了征求意见稿后，要求把他们公司的总裁形象塑造的再高大些，有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怎样能再‘高大些’就增加哪些内容”这些人也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内容，就反问我：“你们当记者还不知道该怎样上纲上线地拔高一个人？”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只会记录事实，有时候也做些锦上添花的事，但凭空的吹捧不要说像我等木讷的人不擅长，就连职业的公关公司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知识英雄》体现的是被写人的思想，作者没有什么思想，所以，看《知识英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IT产业中谁最有思想，有魅力，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前些天，应《信息产业报》邀请和几个关心IT的哲学学者以及文化名人探讨IT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我很佩服他们的理论和见解，但我不敢发言。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任务和职责只是记录下当今IT领域最有见地的思想，以便更多的人知晓，至于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否则，我现在不会还做记者。
我所有的能力只表现在力争使我的记录成为所有记录中最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人和人面对面的思想沟通，能把70％的原意传达给对方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通过记者辗转写在纸上让人理解，50％原意的传达也是很高的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说出了语言的无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在表达方面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一个优秀的记者有余地把一名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这辈子都学不完，我永远不会以自己主要是一名记录员而感到羞愧。
方兴东博士把IT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
他说现在的IT媒体应该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或许方博士已经进入了分析时代，但在目前IT媒体浮躁的心态下，我感觉现在强调分析时代还为时尚早，我的理由是：我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分析文章。
我们只是记者，我们没有太多思想，我们不可以站在整个业界的高度高瞻远瞩、指点江山、挥持方遒；我们只是记者，我们不在IT产业的第一线，对产业的运作并没有切身的感触，没有IT生活的我们不可能写出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
历史上被人记住的思想家很少，被人记住的文学家很多，原因是文学家主要是在记录，记录有时候并不比思考缺少价值。
我相信在1998年9月11日星期五的时候谁也会有兴趣去读1995年以前在IT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如果当作笑话看，可能还可以，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候的思考可能会哑然失笑，但再过几年回头看现在，那时肯定也纳闷现在的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地肤浅幼稚。
我只愿意做一名记者，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写两本书，一本已经完成了就是《知识英雄棗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本即将开始写。我设想用《知识英雄》以IT人物为主线，用《企业方法》以IT企业为主线，来描述中国IT产业20世纪末的基本状态，供思想家去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过去的资料。我希望我的书在5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的理想。
我的新闻观
《知识英雄》被另外一本书“掠夺”性利用了许多内容，我只轻微表示了一下“这样做不好”，该书的作者（作者？）就站出来质问：“难道不采访，就不能写作吗？”我不敢说“不
采访，就不能写作”的话，因为现如今在“资料基础上”的研究之作实在太多了，几乎成了
潮流和方向。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像我等这样采访而来的文字，对他们来说只是重新创作的材料和素材而已，他们认为他们的写作完全可以建立在我等的写作之上，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重新组织我的素材，写出比我等更好的文章。他们用了我得辛苦采访而来的素材，或许还从心底看不起我等。
Internet时代，“剪刀＋浆糊”作业方式提高到了电子文本的“Ctrl C + Ctrl V”（剪贴＋复制）层次，实现了“东拼西凑”的“无缝连结”，懂些英文更能使这种运作方式提高国际水平。我不知道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在“抄袭”，还是在“研究”。
都说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但这种过剩决非“原创”信息的过剩，而是因为信息被无限制地被复制造成的过剩。每个自以为高明的信息的复制者，都会在其所复制的内容中，加进一些自己的评论和认识，以为这样就可以高出原作者了。最后，他们将原始的信息“复制”得面目全非。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那时我在安徽，但我干的事是，对中国乃至全球信息产业评头论足。当时我所有信息来源就是《计算机世界》，但我的评论被发表在《计算机世界》显著位置，成为《计算机世界》为数不多的特约记者。我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攒”文章的人了。
1996年，我进了《中国计算机报》，主要还是写评论和述评。我的评论以批评为主，我将自
己俨然定义成了业界的“医生”，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行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我非得大声疾呼让每一个人知道，否则就是失职。这段时间，我很快乐，我觉
得我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他们都醉了，我还醒着。
直到1997年，我才明白，原来我所知道的那点事，别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已经说过了很多遍，懒得再说一遍而已。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如果继续写这种“隔靴挠痒”的评论，那么，我回安徽也能写。
在北京的优势是接近新闻事件的发生地，接近当事人，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去和外地的作者比谁的评论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做《人物素描》。
我在《知识英雄》中写了50个人，写的人多，不免会有朋友对我讲：“你这个人写得不
错，那个人写得欠点火候；程天纵、谢克人写得最好，某某写得最差。”如此等等，对于这
些话我都没太往心里去，我以为写得好，那是因为被写的人风采照人；写得不好，那是因为
被写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至于为什么非要去写没什么可写的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一
个记者能够左右的问题，需要报社去回答），所以，写得好，写得差都和我没有太多关系。
这样说，绝不是在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推卸责任。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能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要写的人，要写的事，不懈怠，不马虎，倾尽我所有的表达方式和采访写作技巧。但我不能保证所写出的每一个人物都光彩照人，给人以启发。支撑人物传记水平高低是被采访人的思想，而对于被采访人水平的高低，
我一介记者无能为力。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采访过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公司的公关小姐看了征求意见稿后，要求把他们公司的总裁形象塑造得再高大些，有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怎样能再‘高大些’就增加哪些内容”这些人也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内
容，就反问我：“你们当记者还不知道该怎样‘上纲上线’地拔高一个人？”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只会记录事实，有时候也做些锦上添花的事，但凭空的吹捧不要说
像我等木讷的人不擅长，就连职业的公关公司对此恐怕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知识英雄》体现的是被写人的思想，作者没有什么思想，所以，看《知识英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IT产业中谁最有思想，谁最有魅力，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谁将永远成为过去。
无论是《知识英雄》还是《企业方法》都是不是“主题”先行的作品，它们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取决被采访对象是否精彩，所以，在选择被采访对象上，我越来越挑剔，因为，采访对象是我文章的“生命线”。
1998年9月，应《信息产业报》邀请，和几个关心IT的哲学学者以及文化名人探讨IT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我很佩服他们的理论和见解，但我不敢发言。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任务和职责只是记录下当今IT领域最有见地的思想，以便更多的人知晓，至于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否则，我现在不会还做记者。
我所有的能力只表现在力争使我的记录成为所有记录中最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人和人面对面的思想沟通，能把70％的原意传达给对方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通过记者辗转写在纸上让人理解，50％原意的传达也已经是很高的分值。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传达出了语言的无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在表达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也就说，一个优秀的记者有余地把一名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记录是一门大学问，我这辈子都学不完，我永远不会为自己主要只是一名记录员而感到羞愧。
有人将IT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有人
说现在的IT媒体应该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或许他们已经进入了分析时代，但在目前IT媒体浮躁的心态下，我感觉现在强调分析时代还为时尚早，我的理由是：我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分析文章，懂英文的，从《华尔街日报》上贩卖洋观点，不懂英文的，可以借鉴以下台湾的《PC Home》。
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只是名记者，没有太多思想，不可以站在整个业界的高度高
瞻远瞩、指点江山、挥持方遒；我只是名记者，不在IT产业的第一线，对产业的运作并没有切身的感触，不可能写出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
历史上被人记住的思想家很少，被人记住的文学家很多，原因是文学家主要是在记录，
记录有时候并不比思考缺少价值。
我相信在1999年的8月，谁也不会再有兴趣去读1997年以前在IT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如果当作笑话看，可能还可以，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候的思考可能会哑然失笑，但是想过没有，在21世界，回头看现在，那时肯定也会纳闷现在的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地肤浅幼稚。
我只愿意做一名记者，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写两本书，一本已经完成了就是《知识英雄：
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一本即将完成。我设想用《知识英雄》以IT人物为主线，用《企业方法》以IT企业为主线，来描述中国IT产业20世纪末的基本状态，供思想家去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过去的资料。我希望我的书在5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的理想。
《企业方法》1998年末在《计算机世界》上一推出，就让几个希望我有大进步的朋友大失所望，他们认为我还在用“人物素描”的方式写《企业方法》，没有新意。我可以保证《企业方法》的内容决不会和《知识英雄》重复，但是表现手法，我只会一个，就是记者式的实录，而且，我认为这种方法来写企业案例最合适。
《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彤做惯了调查性的采访，刚进IT，有些不适应，感觉采访进行不下去。她的采访难以向下推进，是因为她总是习惯性地站在被采访者的对立面，拿怀疑的眼光打量被采访者对象。被采访人在一种戒备状态，当然很难敞开心扉。
我的方式和她不同。当被采访者小看我的时候，我当然会用几个问题“刺”他一下，比如谈谈他的竞争对手，谈谈他的失败等等。一但被采访者不再“小看”的时候，我马上会将姿态放下来，洗耳恭听被采访者的精彩故事或者论述，并不时地给予他肯定，只要他没有离开主题，就让他滔滔不绝体讲下去。
采访中，我不从来不试图去和被采访对象“对话”，从不试图让被采访者接受我的观点，采访中，我没有观点，采访时间很宝贵，我决不会为了要在被采访对象面前表现我的高明，而浪费一分钟。没必要。我将自己话压缩到最低，因为，每次回来整理录音，我都会发觉自己在采访中说的话对于写作最没有用。
采访前，我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意图、目的以及计划，我会认真做采访提纲，但如果被采访对象有更好的思路和想法，我回跟着他走。
方正董事长张玉峰是一个特别有力量和主见的人，我对他的两次采访都远远偏离了我的采访计划，但那两次采访都很成功，一个是张玉峰主动谈起了前几任总裁的更替，一次主动张玉峰谈起了方正在管理所遇到的难题，这些内容，如果被张玉峰不想说，我将问题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适逢张玉峰想谈这些内容，这时如果我还抱着原来的采访计划，我就是傻瓜。
采访完，我将采访来的所有录音整理到计算机上，然后，分析这些材料，确定主题，然后，
删掉没有用的材料。这样做看似多用最终要删除部分的无用功，其实是最快的办法，因为一
开始，不知道写什么，主题是什么。开始就整理材料，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主题会慢慢显
现出来。
通常的构思方式，从构思主题到写作会思量很长时间，有时候，写到一半才会发觉这个构思不好，否定重来，会浪费很多时间，勉强写下去，始终会有鸡肋的感觉。
这种基于材料，充分照顾内容丰富性的写作，最要克服的就是文章的流畅性。我的文章一般
都要修改五遍以上，直到付印之前，我会一直修改下去。我重来不会认为自己哪篇文章能有
多好，在我看来，我的哪一篇文章中，都还有“BUG”因为时间原因，没来得及订正。这大约就是作为一名记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