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 程序人生 - 蒋涛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96 次) 时间:2001-06-08 13:49:32 来源:蒋涛 (jiangtao) 转载

出生於广州,成功於香港,因为贫困,13岁就开始只身行走江湖,靠自学和勤奋,先後创立他的制衣王国和媒体王国。
2000年,他举家迁台。并於2001年初,宣布聘用《明日报》150名员工,在台创办《壹周刊》。创刊前夕,黎智英接受《数位时代》专访,分享他对媒体经营、用人和台湾市场机会等看法。

采访?撰文=林宜谆

Q:你为什么会从经营成衣业跨足经营媒体?
A:1989年,我在佐丹奴的事业已经有成,钱也赚了不少,没有可以进一步追求的目标。後来发生天安门事件,让我对大陆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当时我就觉得办媒体有意义,因为媒体传递资讯,传递资讯愈多,人民选择也愈多,不光是赚钱,还有意义,对我来说,动机(motivation)比较强。人家说,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办媒体,我当时没想这么多,差不多40岁了,人家用几百万做媒体,我花了八、九千万下去,亏了7000万後才赚钱,人家用30人,我用一、两百人,现在(在台湾)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做。

Q:可否谈谈你经营媒体的理念,你认为一个「好」的媒体,应该是怎样的媒体?
A:好的媒体第一要受欢迎;第二要独立於老板、利益和人情的干预。媒体要有尊严,也就是真相不受任何无知、利益、感情所左右;媒体是社会公器,做媒体的人不能认为自己有影响力,这样很危险,因为读者相信你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基於公器的理由,不滥用影响力做自己的事,这样你才有公信力。影响力就像权力一样,滥用权力使人腐败。
做媒体的人要自知,我们是为读者的需要,去把真相揭发出来,媒体要不断去听读者的意见,在内部要去批评自己做的事,不能保证不做错,但做错後要马上改。
我们就常常承认错误。最大的一次是一个记者报导一个人丧妻後到深圳玩女人,为求故事精彩,记者给对方钱,要求他们在床上摆姿势拍照。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头版上刊登道歉启事。有时大老板会打电话来,要求不要刊登报导,否则抽广告,我们不受干预。最大一次是李嘉诚一天抽掉一亿港币的广告,影响很大,但是身为传媒,你抽的广告愈大,对我们自尊、人格的考验也愈大,这是很重要的。

Q:你很强调读者的重要,但你怎么知道读者想要什么?
A:你很难知道读者想要什么,但是你可以知道读者不要什么。我们利用focus group(焦点读者意见调查),找12个中产阶级的读者到总部来,给他们看我们的杂志、报纸,把他们对内容的批评录音、录影下来。我们不问他想要什么,因为那是很个人的,而且这个东西还没存在,他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所以我们把他不要的、觉得不好看的剔除,留下好看的部分,不断去尝试後,我们就可以找到什么是读者要的。「好看」要经过尝试的过程去发现,「不好看」这种负面的资讯是一种很重要的资讯。

Q:传统新闻媒体提供读者「他应该看的」而不是「他喜欢看的」,你认为如何?
A:在封闭社会里,媒体没有竞争,受到某种主导、控制,媒体要去教育、指导读者,读者没有选择,都是媒体操作人所做的选择,里面有政府、媒体的主观;但在开放社会,媒体竞争,读者有选择,没有人可以逼你去看什么,读者可以有自己的主观,愈来愈个人化,媒体成为一种消费品,当然这种消费品也有它的moral standard(道德标准)和security(安全规格)。

Q:你怎么看台湾的媒体市场?
A:以前四、五十年,台湾媒体是操作者主导的媒体,是个需求的媒体,读者需要资讯所以要买媒体,因为肚子饿,所以要买饭、菜填饱肚子;现在台湾市场开放後变成消费市场,媒体本身多了很多entertainment(娱乐)和日常有用的资讯,现在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好吃才吃。消费和需求的市场变大,广告市场也会变大,传媒会增加很多。

Q:你来台湾,是看到台湾有什么机会?
A:台湾是中国的将来。台湾的民主、社会和经济发展,对整个中国很有催化作用,台湾的新闻、动向也是亚洲和整个世界瞩目的地方,这是我来的原因之一。最主要是看到台湾以前的传媒还没习惯已经开放的市场,媒体操作者因为过去的成功、习惯、关系和做事的文化等等包袱,被框框限在里面,一下子没办法改变,而过去10年,台湾人民去世界旅行,看到国外传媒,所以对传媒的需求已经改变,台湾传媒没办法满足他们,现在的传媒跟读者的水准间有个空隙,这就是我们很大的机会。

Q:台湾媒体市场竞争激烈,看起来好像饱和,为什么你还能看到机会?
A:饱和是在过去的说法,现在进入消费市场时代,产品增加三倍,市场大三倍,公司对产品的促销费用从过去2%提高到6%,广告也增加三倍。我来之前,已经慢慢观察到这个现象,因为我从香港来,没有包袱、成见,对事情比较敏感,现在台湾发生的事,香港已经经历同样的过程,所以我容易看到这个变化。
你在这里成长,所有环境的资讯成为你的data base(资料库),控制你对将来的想法,很难跳出来,你很容易把这里的过去变成你的将来,受到过去印象的影响,以为市场就这么大,这是心里的障碍。

Q:现在壹传媒到台湾来,采取相同的作法,你认为可不可行?
A:我们的作法比较开放,属於消费市场的作法,但在台湾不一定成功的,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世界上也没有一定成功的事,将来的事没人知道,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但我们从香港来,看事情比较清楚,所以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Q:既然你的投资这么大手笔,想必你对台湾市场事先做过调查?
A:我没有做任何市场调查。不用做市场调查也知道,光看媒体就知道媒体受到很重的历史包袱,20年前的媒体看起来跟今天差不多,没有创新、没有appealing(吸引力),早上你看到报纸不会笑的,看到这样就知道不光是报纸,连这个社会也需要改变。传媒在社会上占很前卫位置,所以要变化,最快的是传媒,我相信台湾传媒的变化很快会来,将来的市场会是很大的市场。简单来看,我们香港650万人,《壹周刊》平均每周16万销量,这里有2300万人口,就算是只有1300万人看,也会有30万份销售量。这个市场不小。台湾的媒体太保守,这让敢於创新的刊物有机会。

Q:你不惜重金挖角、聘用优秀人才,请谈谈你的用人原则,你认为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A:好的记者要很主动、要有野心去做好的故事,要有正义感,不怕冒险、不怕辛苦,要有self-esteem,自尊自重,要负责任。我觉得,台湾记者不够积极、拚命,消息都差不多,有一点不同就是独家。香港因为竞争激烈,比较个人化,对自己的要求高,虽然消息都一样,但是我的照片可以比你漂亮,我访问的人可以比你多,如果我做的research(资料研究)比较多,可以比别人问的久,你的故事是one-dimension(单一面向),我的故事是立体的,这就是好记者的差别。

Q:《壹周刊》用的记者比别人多,听说你很鼓励内部竞争,有所谓「三个萝卜一个坑」的策略,因为版面有限,要各凭本事竞争,平均三个记者只有一个的报导能上版面。能否解释一下?
A:我们现在文字加摄影记者有200人,我们的作法跟人家不一样。别人3天就做一个故事,我们研究、计画和采访可能要9天;你可能只有一个记者,采访完叫摄影去拍,我们可能有两个记者,摄影整天跟著他们,三个故事可能只有一个能登,可能要重写也说不定。我们有很多报导没有刊登,这是事实,没有选择就没有好的品质,记者因为有竞争才能做的更好。
我们很重视内部自我批评,刊物一出来,内部各部门要先自我批评,晚上有读者来批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我们开报社,不是为了同事,是为了读者。读者的时间很宝贵,他用100元去买你的杂志,但他可能用1000元看你的杂志,他花了三个小时看你的杂志,这三个小时价值1000元,时间是很大的价值。如果不好看,他以後不会再买。到最後,不是你给读者多少文章或媒体,而是你给他们好不好的文章或媒体。我们不是卖杂志,我们卖的是感觉,那个感觉不容易塑造出来的,要靠很多研究、访问和重写。

Q:因为你对记者要求很高,据我所知,《壹周刊》内部不少同仁很担心哪一天做不好,你会请他走路。
A:不会啦,那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行业陋习的问题。他走了,我请另一个人也是一样,不如慢慢改变做事的方法。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做事的方法,不是题材,也不是狗仔队。我们在这里不设狗仔队的,外面传的都是谣言。

A:除了是出资者、老板,你希望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
Q:我希望担负的是推动改革,带给同仁比较现代的感觉,塑造公司不同的文化。所谓「现代」,就是市场导向、不要把老板当作老板。我除了是出资的老板,也是管理的支援,新作风的支援。我的职位不同,但你看到我不要当我是老板,见到我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不用怕我。我1982年进佐丹奴去,所有同仁看到我就起立肃静,吓得我要命,我把总经理叫来,告诉他:「他们是来这里上班、工作,我们不要把他的自尊也要来」,很多台湾老板太「老板」,我希望能带来新的作法。
不仅是生产的货品要现代,里面的管理、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很透明,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很现代的产品。

Q:听说你给公司同仁「黎十条」(黎智英办媒体的信念),能否谈谈哪一条你最重视?
A:那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我告诉他们,做事不要怕错,怕错就不要做事,做错我支持你,但是你不做事、不负责任,我不能留你在这里,因为你浪费了你的青春,也影响同事。我把自己几十年工作的经验,跟他们分享。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简单,做事一定要简单,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做事才会简单;工作环境一定要透明,知道公司要做什么,才会简单;人跟人之间要坦白、真诚,不用猜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才会简单。

Q:香港《壹周刊》创刊後,一夕间成为香港最大的通俗性杂志。你认为成功的关键为何?
A:我们做事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很重视读者,我们不受任何权势、利益的威胁,这是我们成功的原因。在香港,我们还有一个共产党的问题,我们能够长期以反对派传媒的立场,在共产党的压迫下有胆量站起来,这也是成功的秘诀。这在香港是很大的价值,读者认为你很有骨气、有操守。
这里(指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压力,但相对的,这里的广告商,你写他不好,一定不给你广告。香港不是,你写他不好,他不给你,但到了第三天就给,因为这是个开放的社会,广告商需要我们,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广告,也不怕。

Q:你在台湾的投资很大,会需要很多广告才能cover。
A:我保证广告一定会来,只要我们做的好,只要我们能发行30到35万份。有30到35万的销路,大概就有100万的读者,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从来没有的媒体,让广告主的资讯能到100万个眼球里面。如果成功机会不大,我不会在这里,把全家都移过来。
十多年前我刚在香港做媒体时,成功的滋味一定没有现在在台湾这么好,当时我的中文也不好,做了11年後,我做出香港最大的传媒,多多少少也学了点东西,比起当年是有优势的。到底我是外面来的,我的感觉比这里人要强烈很多。成功的可能是有的,多大?我不敢说。
假如5亿不够,我会再多拨一点钱,钱我有,钱不是大问题,但是有钱不一定能成功。

Q:谈谈你对Internet的想法。
A:我对Internet没有兴趣。我看,Internet是完了,finished(已结束),这跟我投资adMart(苹果速销)失败没关系,那是另一件事。以传媒来做web content(网路内容),作为一个生意,那是已经没有的啦,20年後我的孙儿出来可能会有机会,但我现在不想,因为Internet for now is finished(现在网路已经结束)。Yahoo、AOL、Pchome Online有人做,但钱少很多,因为热潮过去,已经慢慢consolidate,以後还会不会有人做?会做,但不会很大。对已经投入的人来说,像Yahoo的股票掉了96%,Yahoo都没办法做,你要怎么做?
Internet只能是个工具,不是个环境,我们能在Internet做的事情不是很多。人是环境的动物,人在环境里500万年了,所以可以做这么多东西,可以跟环境作直接互动。Internet不是人类生活空间的环境,不可能是人类互动的很大空间,它只是人生活中的手段、工具。
我只用Internet传E-mail,一天收50个E-mail,从来没上网找过资料。Internet最主要的用途是收发E-mail,其他的功能,一年只用两次,这个工具不是生活常常要用的。
Yahoo、PC home Online有前途,但不一定等於能赚钱,但假如不赚钱,就不能永远做了。我们也有Online的杂志,但这是补充我们杂志里面没有的东西。比方说是research report(研究报告),在杂志里我们只要精华的5页,其他50页就放在网站里,补充杂志的不足。

Q:你从经营adMart(苹果速销)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A:就是专注去做一件事情,不要跟著热潮去做另一件事情。热潮愈热,你就愈要冷。当时我就像所有人一样,不能冷静,给这个热潮拉进去了。当时一个月可以亏到8000万港币,还一直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卖?那时想,还有人要买,有什么关系,所以有不真实的想法。这个世界永远会有泡沫的,你进到泡沫里面,就真的不知道。这个经验很宝贵,但对我没用啦,因为我已经52岁了,除了传媒,不会再搞其他事业了。

Q:做了《壹周刊》後,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A:现在还没有成功,讲下一步就太轻佻,先走好一步,下一步以後再算。

Q:你有座右铭吗?
A:我的座右铭就是「自爱」,你不自爱,就没人爱你。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很小就要在街头讨生活,如果不自爱,就会变成流氓。

Q:回首过去,你人生中最大的转捩点是什么?
A:对我来说,转捩点都不是一下子的事。我觉得,不断看书给我最大的力量,我从来没停过看书的习惯,我看的书都是我不明白的书,看明白的书是没用的。
我从来都当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人,从来没有不平凡的事情。平凡心让我一直没有失去创作的能力,如果我觉得我是大老板、我成功了,我就会失去创意。平凡心也让我一直很开心。历史上有千千万万个平凡人学过这么多教训,这个教训本身是很大的智慧,而有钱的人只有1%感受的到教训。

Q:你最近看的是什么书?
A:我看的是十多年前看过的书,想把以前的书重看一次。现在看的是卡尔?巴柏(Karl Popper)的书《Reputation and go of science technology》,主题是谈知识的养成经过,尤其是科学知识。读书对我来说,是解决问题,把书看懂才能学到东西。我的时间很宝贵,为什么要花在懂的事情上,所以我看的书几乎都是我看不懂的东西。现在我还是每天早上看两、三个钟头以上的书,时间比以前多一点,因为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