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企业中的"保姆现象":中关村有没有黄金屋? - 菩鲁 - 王晓红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0 次) 时间:2001-06-06 10:03:04 来源:王晓红 (菩鲁) 转载

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村民”中暗暗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人将之命名为”保姆理论”。这个说法乍听上去实在不着边际–中关村是举世闻名的高科技园区,如何能与”保姆”挂上钩来?
  原来,这里所说的”保姆”并非我们现实生活中所指的那个”保姆”,而是众多的高级打工仔对自己在中关村尴尬处境的一个形象比喻。意思是说他们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一口奶一口水喂养大,等到公司真正成熟了,却一脚把自己踢开,不再把自己当”母亲”。
  ”保姆理论”一语道出了中国”知本市场”目前的混乱和不规范局面,它同时也更大限度地折射出了中关村众多高级打工仔(知本家)心灵深处所潜藏的悲愤和忧伤。

高科技企业中的”保姆现象”:中关村有没有黄金屋?

文/白 天

  高科技产业里企业主们的”短视”,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短视”行为不光扼杀了知本家们的创造性,同时还在他们内心留下了恐怕一生都难以抹掉的阴影

公司成形了,”股东”却被炒了鱿鱼

  王乐平24岁那年离开山东老家来中关村打工。由于电脑基础差,最初他只能在”村里”干些销售方面的活儿。但当意识到计算机是个朝阳产业,将来会有很大的前途时,他马上利用业余时间报名参加了北京一所私立学校搞的计算机培训班。一年半后,他啃完了计算机网络互联技术、数据分据及软件工程等方面的课题,给自己来了个全新的武装。
  2000年6月,王乐平应聘到中关村一家刚刚注册的网络公司做程序员。上班的第一天,老总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对他说:”你是公司招聘的第一个员工,将来就是咱们公司的创业元老,除了工资以外,公司做大了你和其他几位元老就可以一块享受20%的股份。”
  从那时起,王乐平真的把公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甚至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由于公司正处于草创阶段,需要干的事很多,而人员尚没有到位,他就承担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连策划之类的活儿也包揽了过来。
  他给公司做的那份网站建设规划报告,经外请几位专家反复论证,最终被认可、采纳。他也被提升为网络规划部主管,每天带领着新招来的员工一块实施他的策划方案。他把员工中的几名笔杆子组织起来,先后集体炮制了一百多篇文章,撒向各大互联网媒体,相互攻击、论战,变相炒作他们这个还没正式登陆的新网站。结果他们制作的网站还没开通,就在网民中间造下了一定的舆论影响。
  2001年2月,一切筹备工作全部完毕,他们的网站也将马上在网上登陆。但没想到就在这时,他却挨了公司当头一棒。那个星期天,他照例去公司加班。公司里没有一名员工,只有一位副总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正在调主页时,他被副总叫了过去。
  副总沉吟了一下说:”你也知道,公司刚刚创业,资金特别紧缺,需要裁掉一些员工。”王乐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就说:”好吧。”他是第一个进公司的,而且业绩最突出,还是管理人员,他想公司无论如何怎么裁员,也不可能裁到他的头上。但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那位副总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红包,推到他面前说:”你为公司出了很多力,我们很感谢你,但情况特殊,希望你能多多谅解。”王乐平呆呆地望着他,好半天才回过味来这话是冲他说的。
  红包里那个确实是”象征性”的数字让王乐平感觉公司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望着副总道:”公司不是说给我们这些元老20%股份吗?”副总微笑着说:”现在公司没有赢利,就是有你100%的股份也摊不到一分钱。”
  话已至此,他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其他几位元老也被陆续以同样手段开出公司。事后不久,王乐平无意中得知,在此之前,公司得到一笔金额不小的风险投资。

  传统的所谓”义气”与”友情”在金钱面前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堪一击的。在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今天,要保障你的合法权益,道德标准远没有法律来得实在

“神通”不顾他四年的艰辛一脚踹开了他

  28岁的大伟是1996年走进中关村的。在大学里他的专业本来是生物,但他却喜欢上了电脑。1996年毕业时,他本来可以到省城的一个生物研究所去上班,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北京,因为这里有中关村,他想在这里开创未来的事业。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对电脑付出了十二分的狂热,基础和素质是相当高的。毕业后应聘到国内一家著名的电脑公司工作。这家公司里汇聚了很多电脑人才,他在工作中,不断地从别人身上吸取经验,很快,已对电脑公司的运作有了全面的把握。
  一年后,大学同学王卫东找到了他,游说大伟和他一起合作搞一家电脑公司。大伟很犹豫:”我又没有本钱……”可王卫东毫不在乎地说:”你在大公司里干了一年,积累了很多经验,这就是本钱,一样的。以后的股份大家一人一半。”
  两个月后,王卫东的父亲帮助他注册了一家电脑公司,并给了他们30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王卫东任公司总经理、大伟任副总经理,做电脑组装生意。一年后,公司的资金翻了一番,在大伟的提议下,他们跟一家软件公司联营,推销这家公司的软件。1999年2月,由大伟策划了一项”首都高校春季周末软件无利销售”活动,开展活动的那天晚上,数千名学生拿着学生证汇集到他们租的那个礼堂里。结果正如大伟所料,出现了连锁效应,除了那1000盘软件全部按批发价零售掉后,别外还卖掉了400多套利润丰厚的软件。这个项目获得巨大成功,而除了利润,更主要的,他们从此打开了首都高校市场。在这之后,大伟又策划了一列系项目,王卫东对他言听计从,”神通”的利润从此开始滚滚而来。
  截止2000年秋天,”神通”经过三年多的搏杀,总资产达到了300万元,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卫东决定出国留学。临走之前,王卫东跟大伟谈了他的想法,他决定上完学后在国外发展,于是他从公司的户头上提走了200万。虽然在搞这家公司前,他们两人的口头协议是对半分,但碍于面子,每年年底公司做资金统计,大伟从来没向王卫东提过分红。最初,公司刚启动时,他每月只拿500元的生活费;公司发展起来后,他这才每月拿到3000元及至现在的5000元。
  王卫东走后,他姐夫受他的委派担任”神通”的总经理,但他姐夫不光是个电脑盲,而且对生意一窍不通,只知道让公司按部就班地维持,根本不懂得开拓市场。有一天,大伟策划了一个项目找他商量,他连策划报告都不看,就轻易否定了这个方案。大伟据理力争,他却恼了:”你算老几?你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大伟十分生气,但没有发作。事后借故接父母来北京定居,提出从公司里提取30万元钱的红利买房子的要求,但不等大伟说完,王卫东的姐夫立刻拉长了脸:”创业的时候你投了多少钱?”大伟说:”我没投钱,但我是用我的智慧投资。”谁知他嘴一撇就不屑地走开了。
  大伟知道跟这种人没法再谈,就打国际长途找王卫东,但没想到王卫东非常冷漠,不等他说话就借故太忙匆匆把电话挂断了。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大伟什么都明白了,他又勉强在”神通”呆了一个月,这时恰好深圳一家电脑公司邀请他加盟,他就离开了北京。
  2001年3月,也就是大伟离开北京的一个月后,有朋友从中关村打长途告诉他,王卫东从国外回来了,继续打理”神通”。

  我国的新经济产业与国际上那些同类大牌企业相比,不过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但是,尽管是个孩子,也不能忽略走路的姿态,只有姿势摆正了,才能走出更长远的路来。否则,遭受打击的就不仅仅是”保姆”了

投机心态导致企业遭受重创

  秦风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和另外三位同学一块儿进了一家网络公司。他们在那家公司里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研发方面的工作。1998年3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们研发出来了一套关于计算机操作系统方面的软件。在决定投放市场之前,他们在公司里搞了一个新产品市场销售模拟演示,广阔的前景一下子打亮了老总的双眼。也就是在那时,公司方面开始拿他们开刀了。老总的逻辑是,要是这套产品获取了滚滚财源,这帮年轻人一定会跟他提出利益分配的问题,毫无疑问,他是不想让他们分一杯羹的,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把他们四个人一块儿辞退了。
  秦风记得离开那家公司的当天,他们四个人喝得酩酊大醉,除了痛恨,还有兴灾乐祸。事实上,在老板没下手之前,他们就对这个老板的”德行”有了察觉,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给制造这套软件的几个核心技术程序设置了别人很难破译的密码,另外,也给这套软件设置了带破译码的密码,当然,破译码只有他们四人知道。他们离开这家公司不久,新产品很快上市了,但由于生产这套产品的关键技术程序由他们设置的密码锁着,别人根本不得要领,跟广告上的许诺有很大的区别,不断地遭到了用户的投诉。同时,他们用手里掌握的破译码给这套软件解了密,使它变成了人人可以利用的公共资产,于是,这套软件顿时失去了商业价值。结果这家公司一共损失了上千万元,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

  ”保姆”们受到了伤害,通常都会采取隐而不发的策略。这种委屈憋在心里,无疑会对知本家的创造性产生反作用力,长期下去,会极为不利于企业向更高的层面发展

为了在中关村生存更多的人选择委屈自己

  王一恒本来是一名镇长,因为一次官场上的明升暗降,一气之下,弃政从商。1996年秋天,38岁的他步入了中关村打工族的行列。尽管此前他一直在官场泡着,但他从来没间断过学习,尤其是计算机这门新生事物,这为他进入中关村的管理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过几个月的应聘和他自己的筛选,1997年初,他进了一家在中关村名气虽然不大但颇有活力的电脑软件公司作了一名高层管理人员。虽然与那些专业出身的小伙子相比,身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但他有另一种优势,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培育了他的策划能力,和对社会的洞察力,这家公司之所以不嫌他年龄大,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一个月后,王一恒已经适应,并发挥出了优势,先后策划了四五个软件营销开发项目都取得了成功。他也因此成为”村”里受人关注的人物。1998年,王一恒所供职的这家公司决定向互联网投资,于是任命他为公关总监,和另外五位同事一块筹划建立一家网站。经过半年多的筹划,次年3月,被他们命名为”太空”的网站正式登陆,而且是仅三四个月的时间,网站就开始获利了。截止1999年底,”太空”网络公司的净资产达到了800多万元。
  2000年1月,考虑到中国即将入关,互联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利于”太空”迎接更大的挑战,经过董事会反复研究,”太空”从母公司里独立了出来。没有婆婆的管束,”太空”很快显示出了活力,独立出来后,”太空”一个月内资产增加了一倍,成为中关村一艘不容忽视的潜艇。但就在这时,王一恒等人跟公司发生了摩擦。
  作为”太空”的创始人,他们投入了极大的智力,也参与了整个创业过程,按照国际上与中关村新近正在倡导的高科技公司创业的惯例,他们应该享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但”太空”网络公司并没有按照既定的规则跟他们分红,他们为此向公司提出质疑,公司却一声咬定他们不是创始人。此后,面对媒体的质问,公司只承认他们是公司的功臣,坚持不肯承认他们是股东。5月,王一恒等对”太空”网络公司彻底失望,于是集体辞职。
  离开这家公司后,一个多月里,王一恒悲愤难平,他没想到号称中国第一大硅谷的中关村,居然这么不重视游戏规则。
  当笔者问到他为什么不起诉那家公司时,王一恒说,法律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起诉了,我们也很难有胜出的机会;别看那些老总们玩的是高科技产业,但他们的观念传统得很,在他们眼里,只有出资人才是股东,我们这些所谓的知本家是没有资格获得股份的。

  在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影响下,中关村的部分高科技企业已经在着手推行一套国际通行的操作规则了。实践证明,只有推行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规范性操作,一家企业才有做大的可能

中关村还有懂得游戏规则的企业

  事实上,中关村还是有懂得游戏规则的企业的。尤其是联想、四通等一些大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此类不规范操作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性。
  离开”太空”的半年多时间里,王一恒赋闲在家,再也不愿出外打工了。2000年8月,一家刚刚注册的小公司邀请王一恒加盟,他们许诺除了工资之外,另外还把他作为创业者之一和其他五位创业者并列在一起,给他们20%的股份,让他们成为公司真正的股东。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最初王一恒说什么也不肯同意,后来他们拿着合同书再次到他家里请他,他看到对方真的很有诚意,这才勉强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有了明确的条约作保障,王一恒干得也十分带劲,两个月后,他在原基础上把这家小公司规划好,公司的网站也随即登了陆。由于王一恒在互联网有一定的影响,四个月后,他们的网站就获了利;2001年3月,公司提前做财务统计,为了表示诚意,公司从现有利润中提取10万元提前支付了王一恒等人的红利,让他十分感动:在大公司里没找到的规则,居然在这里找到了!他决定从此扎下根,把这家网络公司作为他此生打工的最后一站。
  造成中关村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我国颁布的知识产权法承认和保护”知识和智慧”,但有关法律并没有具体界定一名拥有非常”知识和智慧”的高级打工仔,除掉年薪还应该获得什么?这就给企业和员工之间产生纠纷提供了一定的盲区。当然,为了刺激员工们的积极性,很多高科技企业主动制定出优惠政策,比如增大职工的奖金数额,或者给职工一定比例的红股,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做依据,不讲信誉的企业往往把这种许诺当成一句空话,最终拿员工的利益当儿戏。
  当中国进入WTO已成定局,作为高科技园区的中关村正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阶段,很多公司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改革、调整和重组,以期中国电子市场与国际接轨后,它们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寻求到一席之地。但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你要懂得如何规范地操作高科技企业,你要尊重并遵循规则,尊重人才,否则等在前面的必将是无法回避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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