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5 次) 时间：2001-06-04 12:02:39 来源：李晨鹏 (u3w) 转载
祝维沙，46岁，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8005)董事局主席，裕兴公司总裁。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自动控制工程系，获工程学士学位。曾就职于北京机电研究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他对管理企业有13年的丰富经验，是金裕兴的主要创办人。
记者：您觉得“举牌”这件事儿上，有没有不够理智的地方？
祝维沙：我们一直很理智。现在想来，似乎应该更理智一些。有时为了做成这件事情，身在其中，难免身不由己了。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切入IT这个领域？
祝维沙：对我们来讲，切入这个领域，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对于迅速扩大“裕兴”的规模，是相当有帮助的。
为什么不去做联想呢？因为他的股权结构不存在你想像的空间。如果长虹做这事儿，
我也不可能做。在3月份时长虹撤出了，给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我们在处理问题上有不严谨之处，我们也会很好地反思。但历史留给我们的就这一个缝儿。
记者：历史给您留下只这么一个缝儿。您也趁机把您的身份合法化了，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上的问题呢？您采用的办法是“欺男霸女”，您如何解释“欺男霸女”的举动呢？
祝维沙：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我们是善意的”。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敌意”的动作。包括对外的发布消息用词上我们都很斟酌，努力营造一个寻求“合作”的氛围。我们是善意的，我们是合作的，我们希望“多赢”。我们定位成策略投资者，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我认为我们都是到位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包括企业的艺术上还有很多值得商椎的地方，比如那个“问鼎”，就有咄咄逼人之势。总而言之，“合作”对于我们利益更大，我们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呀。
记者：裕兴是善良的，祝维沙是善良的吗？
祝维沙：作为人来讲，是有口碑的。业界也是有口碑的。我们做很多事情，很少是攻击性很强的。
记者：就“举牌”这件事来说，您的言论攻击性的确不是很强，而客观上的行为已造成了攻击性，挑起了战争您就是战争贩子，难道还可以说“不强”吗？
祝维沙：我不认为这件事本身是一场战争。如果是的话，一开始就不要提什么“合作”了。裕兴上市以后面临巨大的挑战，从一个民营企业变成一个公众企业，所有决策者都会碰钉子，而后迅速成熟起来。我们有幸接触了很多国际的投资者，也对企业长远发展的规划开了眼界。说实在的，我特别佩服长虹的倪润峰，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中国企业的骄傲，其为人处事的大手笔，都是我们后来者无法启及的。比如“彩管”的举动，无论成与败——英雄也！
但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优秀的人走在一起非要打“价格战”呢？在国外走了一圈后发现，我们的企业之间缺乏“兼并”与“收购”的机制。在国外“并购”战中的主角往往是投资银行，而我们是企业间的打打杀杀，希望打来打去只剩几家。我们都承认技术发展很重要，技术需要大的销售来支撑才能摊薄技术成本。裕兴是有点儿技术的企业，我们不敢说自己的技术有多高，但我们一直独创研发着有中国的技术的产品。从学习机开始，从电脑VCD开始，到现在我们要上市的网络DVD，网络超级VCD。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困难，我们研发做得很多，但技术不能在大的平台上被释放掉的话，我们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我们当时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方正科技”这个平台不错，这种方式投资风险最小。
记者：您曾经说过，裕兴有自己的研发队伍，有自己的销售队伍。但从您刚才的表述分析，您看好的不仅仅是方正的技术，还有销售平台。
祝维沙：对。
记者：裕兴有电脑产品，可裕兴电脑的牌子并不过硬，您是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祝维沙：我自己来推，风险比较大。比如在若干个产品中的一个产品比较独特，那么我们推“一个产品”费用怎么摊销？记者：如果“方正”与“裕兴”的合作成功，您还会推“裕兴”的电脑品牌吗？祝维沙：这个问题要在合作成功后来考虑。简单地说就是，多品牌战略的企业并不罕见，往往是品牌越多，通路越多，营业额也就越大。
记者：面对“方正”的品牌，“裕兴”的品牌不是很无力吗？所以您举牌“方正科技”，欺“方正科技”这个“男”，就有霸“方正”品牌这个“女”之嫌。
祝维沙：“方正”在他们的“合同”上是有约束的，如果他们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有权撤品牌。
记者：“裕兴”举牌“方正”弄得沸沸扬扬，既然是向人家“求婚”，为什么不更绅士一些呢？
祝维沙：我对外一直说“我是善意的”。我愿意在这儿再强调一次。
记者：您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假如是“方正”举牌“裕兴”，结果会是怎样？
祝维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希望达到产业整合的目的，实现我们的想法。您说的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所以不也好去臆断。
记者：给人印象您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但这次举牌却出手很重，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如此果断，手中的“胜券”是什么？
祝维沙：我觉得我们还是为合作而来。如果外界包括“方正科技”对我们因此而产生什么误解的话，我们就应该考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意思表述得更清楚一些。
记者：听说您是河南人，做软件起家，可以谈谈您的个人情况吗？
祝维沙：我是河南人，但我没回过河南老家，我出生在广州。大学毕业后到了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91年下海做游戏机、学习机，后来做电脑VCD，进了VCD行业。再做的一件事就是1999年去上市，再的做一个件事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举牌“方正科技”。也挺快，都10年了！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企业做得比较踏实，产品也有一定的技术色彩，在我们的发展中，一直强调的是独特的产品路线，目前我们在机顶盒技术和宽带接入方面做了很好的技术积累。2000年，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团队和人才，对产品和结构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是否到位还不敢说，我们还在努力之中。我是河南固始人，今年46岁了。人与人不同，有的人46岁了还很幼稚，有的人则经验丰富。这个年龄的男人上养老、下养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归归类，我应该算阅历比较丰富的人，不能说成熟。
记者：您经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表面上的出人意料，背后是不是有精心的设计？
祝维沙：做任何事情，不可能没有想法。可能是我想了10件事，最后做的只是一个。在众多机会当中，选择是最困难的。
我特别赞成这样一句话：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应该时刻做好准备，等待机遇的出现。我们现在做企业是一步步往正规化发展，完成一个民营企业向现代化公众公司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就更要把握好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机遇。
记者：您认为民营企业向公众公司转变，其中关键的一步应该是什么？
祝维沙：我觉得应该是“个人英雄”的灭亡。民营企业很大的问题是“英雄”的企业，随着“英雄”能力不再，企业也就突破不了。我比较看好“方正”的整套管理体系，也是因为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对于我来说就是要及早从“英雄”的位置上下来，而由干部们共同来把握这个企业。企业要完成这个跨越，实际上对企业也是一种挑战。所以有人讲，“裕兴”上市之后是进入了“后祝维沙时代”，我觉得完全正确。要勇于克服自身的不适合的地方。
记者：您说得非常动听，但您用什么来保证祝维沙不重新跳出来再充当英雄的角色呢？
祝维沙：中国的企业都是伴随一个“英雄”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英雄”的停止而停止。我不希望裕兴是这样，所以我要走出“英雄”的怪圈。
记者：但中国的企业，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和一个人是紧密相连的。
祝维沙：我们也注意到了柳传志，他相对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前途究竟怎样我也不知道。但“联想”的管理是很不错的。当然，优秀的人才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安排更为关键，这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就我们进行了调整分析，明显感觉到的是“屁股决定脑袋”。
记者：您曾和比尔·盖茨握过手，现在说说您和他握手的意义是什么？
祝维沙：原来我还没有真正想过。最起码是让香港了解了“裕兴”，促使“裕兴”在香港上市了。这大概就是您所说的意义吧。“裕兴”不是沽名钓誉，它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和产品。
记者：举牌“方正科技”，引来媒体和公众的许多猜想。这个时候人们关注的仍然是祝维沙，看样子您不做“英雄”都不行。
祝维沙：这件事我不是在做秀，更不是在做局。我真诚，所以我冲动。这件事本身来讲在于机会的稍逝。民营企业从小到大的成功，“点子时代”等等，实际上反映的是机会问题。比如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使用了“问鼎”方正科技的字样，现在看来更应该是有话好好说，因为我们是善意的嘛。
记者：您曾经说，“裕兴”和“方正”的联合是“强强联合”，如果去掉中间两个字，就只剩下“强合”了。您觉得此事是不是“强合”？
祝维沙：我觉得不是“强合”。如果没有“股权”这种关系，人家会一脚把你踹开。我们是策略投资者，我们若什么都不出，就跟人空说几句话，行吗？
记者：一个企业的成功，要构建很强的职业经理阶层。请问“裕兴”有没有这个阶层？
祝维沙：我们正在努力构建这个阶层，应该说是初建成效。最起码，现在我还有可能拿出一段时间来和你聊天，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过去我是一杆子插到底，现在我们是逐渐地制度化。裕兴的内部管理系统也建立起来了。过去我是一眼照顾不到生怕企业出事，现在人们在各个岗位上都发挥作用了。
记者：冯沛然的加盟，给裕兴带来了什么？
祝维沙：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也在寻求突破。我与老冯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说“裕兴”有道，“裕兴”有术，“裕兴”法不够。他认为“裕兴”管理上有问题。我觉得，“说的对，吃你的药”。所以他来了以后，在管理上引进了一些东西，对“裕兴”的长远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根据他的建议，我们成立了“产品部”，也就是说“市场部”管渠道，“产品部”对利润负责任。这套东西是“联想”和“方正”所采用的，经过几个月的磨合，我觉得很有价值。5月1日以后，我们调换了整个管理系统，公司对物流的控制，对存货的控制都比以前有很大的加强。冯沛然是公司整个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个职业经理人，在执行层面是很优秀。
记者：您怎样评价您自己？
祝维沙：我是企业的投资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我不是高抬我自己，更多的成份我是个企业家，而不是职业经理人。因为活动的层面不一样，我是在战略决策层，职业经理人是在执行层。但是我的企业做得好和坏，我能不能成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我到处都有考虑不周，到处都有很多漏洞。企业要想真正走好，自身必须强大起来。我们在努力改进，包括决策方式和决策的机制。过去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做项目都必须经过评估。有人说没赔过钱的人赚不了大钱，我很少赔过钱，赔了钱心里会很不痛快。做企业压力很大，我没那么轻松。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道”、“法”、“术”，裕兴的“道”和“术”是什么？
祝维沙：我认为，“道”即企业文化。裕兴80%员工持股，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没有离婚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企业也有一些人员另谋高就，但在口碑上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却很少。我们很容易融合后进来的人，化解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冲突。至于有关产品定位、市场等计谋，我理解为“术”。在做消费类产品的企业中，在北京我们还能独善其身，很不易了。
记者：我注意到一点，您说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没有离婚的。所以非常想知道您的家庭情况。
祝维沙：我爱人今年41岁，孩子两岁半。一个家庭的稳定，我认为爱人的贤惠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女人为家庭做出的牺牲特别值得尊重。我看到我老婆挺个大肚子在外面为了孩子而溜弯时，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一个家庭没有孩子肯定不如有孩子的稳定，我们当初就是为了我的事业才把要孩子的计划推迟了。
记者：您做企业有无为了她或孩子的想法？
祝维沙：其实最早做企业就是为了争口气。说是为了她让她跟我们享福也谈不上，一天到晚我又有多少时间在家呢？所以说我的爱人非常贤惠，牺牲精神是女性最可敬的地方。
人若不想这些，诱惑也是很多的。我也不说我就一定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企业要有责任感，同样，做丈夫也要有责任感。40多岁了，什么都明白了，无论“裕兴”遇到任何困难，我祝维沙不做坏事。
记者：您对金钱怎么看？
祝维沙：没钱总是不好，但不要在钱上斤斤计较。可能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钱来得快走得也快，我到现在也没钱。虽然股市上钱很多，那都是股民的。钱多多花，钱少少花，没钱不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都能过日子。既便有消费的欲望，我也没有消费的时间。老祝不敢说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记者：有人评价您“老谋深算”，您认可这个评价吗？
祝维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采访札记北京最热的这一段时间里，媒体都在关心祝维沙。
他就像一块饼，让人们在锅里翻来覆去。究竟能烙出什么味道？一开始老祝似乎还成竹在胸，目前则算是扑朔迷离。
于是就在这样的“热锅”中捞起祝维沙，在他那并不豪华但绝对称得上是宽敞明亮的总裁办公室里，与他慢条斯理地也谈天，也说地。
“做局”也好，“做秀”也罢。媒体的猜想是记者的兴风作浪。然而此刻此时祝维沙的所想所思是——方正科技，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想必他大兴“问鼎”之师时绝不会算计到还有“一个月”的“延期”。“延期”增加了变数，“等待”则在考验祝维沙的耐力。
同时，等待也是一种煎熬。
祝维沙的“裕兴”，落脚在北京马甸桥南路西一座果脯大厦的6层。由于路政施工，酷暑骄阳下的大“果脯”前面显得十分的焦灼。就在这焦灼的环境里给祝维沙拍摄，除了双手捧腹，他没了任何其他的自选动作。相信他捧住的若不是满腹经伦，那便一定是运筹帷幄。
老祝应该算个“英雄”。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英雄”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障碍，可是他心中那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也是鼓励他一次次跃上万众瞩目的平台的动力所在。
老祝这一代人小时候只读过“三国”、“水浒”和“毛泽东思想”。也因此，他深入骨髓的理念应该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更所以，他“举牌方正科技”也就顺理成章。
只是这一章交响曲的和声处有点儿低迷，让祝维沙略显落寞。高潮被过早地设计了，来得急去得也快。他期待着高潮再次到来，他也期待着对方的“合作”。
老祝的老婆不小，孩子却不大。谈到妻儿，祝维沙很是动情。他自省对老婆、对家庭的亏欠，赞美他的女人的“牺牲精神”。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抬举了他自己。严格或不严格地讲都一样：老祝不是一个“好丈夫”，但他无论如何也可称作一个“好男人”——事业有成，且不赌、不嫖。
祝维沙的穿戴并不十分讲究，他的内心却装满了美好的憧憬。裕兴的办公间更像“××乡人民政府”，然而它的前台小姐却很漂亮。
祝维沙笑的样子不很好看，但却流露出如农民一样的天真与狡黠。加上他比较触老，这个“农民”又是“老大爷”级别的。
祝维沙的消费原则是“省钱”，“省钱”政策指导下的企业办公场所的装修与时尚格格不入。他声称“不可以乱花股民的钱”，其实是为了一个永久时尚的目的——追名逐利。
“省钱”只是一种精神。
“玩钱”才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