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9 次) 时间：2001-05-25 15:15:26 来源：兰健 (河马兰兰) 转载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网络热潮，在持续了数年的快速发展与扩张，并由此促成了“新经济”的诞生之后，在新千年伊始即遭遇重大挫折。美国Nasdaq股市IT股连续数月的萎靡不振，不仅在网络服务业引起一片恐慌，而且使得世人对原本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新经济”的走势产生了不小疑虑。因为毕竟，以Internet和软件为代表的信息产业是“新经济”的旗帜与中坚，它的兴衰荣辱势必对“新经济”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即使IT板块在股市上“熊”成一片，但总的说来，世界各国政府、经济学界对“新经济”的热情和执着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便是在Nasdaq暴跌引起“泡沫”大争议的情况下，各国依然坚定地推动“新经济”车轮向前运转。
这自然可以作为“新经济”生命力强盛的标志，但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一向被当作经济发展趋势晴雨表的股票市场，为何忽然间对IT板块丧失了兴趣？而且这种情况，正是在去冬今春“新经济”与信息产业最狂热的宣传高潮下出现的。是无数精明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的头脑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新经济”自身出了什么问题？
时至今日，经济界对此似乎已经有了较明确的答案，即所谓“网络经济泡沫”的存在。一部分学者的意见是：股市暴跌，正是“新经济”挤出“泡沫”、自我调整的正当表现。我个人则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不能单纯从股市表现出发，而应当从更深的层次—经济的基础结构上来加深认识。那样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有关“泡沫”与否的问题，其实应该换一个命题来表述，即“‘新经济’受到了哪些经济因素的左右？”以及“是什么制约以致阻碍了‘新经济’的发展？”
“旧成分”的威力
在“新经济”中，信息技术对改造传统产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普遍认为，传统产业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造—简单说来就是增加信息技术含量，达到网络化的信息化—才能在“新经济”中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应当说，这种认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可能忽视了颇为重要的一点，即这些传统产业—我称之为经济的“旧成分”—不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因其具有非常成熟的经济模式，面对信息技术的改造，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抵抗。相比较而言，信息技术及其所代表的“新经济”则因为经济模式上欠缺和不成熟，而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上。这个时期的长与短，取决于信息技术对产业和经济结构改造成果的大与小。在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这个时期显然不会太短。
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我们的传统经济基础薄弱，改造的过程不是更难而是更为简单和容易，因此也才有可能赶上并且超过发达国家。
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受到了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起跑线理论”的影响，而托夫勒的理论在全球尤其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是否真的适用，是有必要进行商榷的。
我认为，托夫勒理论最主要的缺陷，是只注意到“机遇”的出现，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具有制约性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存在。的确，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以新兴技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例，但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发展的实现通常是多种经济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结果。除技术性因素之外，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资源、资本、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等多种经济成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历次产业革命何以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不同的结果—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落。
以当前面临的信息技术浪潮为例，人们津津乐道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印度、爱尔兰等国家软件产业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美国就不必说了。印度、爱尔兰虽然在软件技术上全球领先，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的其他（传统）产业却依然相对落后。它们的信息技术优势，其实更多的转化成了推动美国“新经济”和欧洲信息化发展的动力，虽然从托夫勒理论来理解，这两个软件大国的产业改造无疑将走在整个世界的前列，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不应该否认印度和爱尔兰在经济结构的改造中拥有更多的“势能”，但由于其传统产业基础的落后，这种改造同样是艰难而漫长的。相反，在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软件技术并不发达的发达工业国家里，经济结构的改造相对要容易一些和快一些。
在这里，资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技术同样是可以买卖的。
提出这种论点，并非出于我对信息技术产生了什么样的怀疑，我始终认为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其他经济因素的存在及作用，不能寄望于“新经济”朝夕之间一蹴而就，那样的认识是完全不现实的。
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影响（或者说制约）着“新经济”的发展呢？
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样的因素来自于整个经济环境，具体说来几乎包括所有的传统产业，主要是银行和金融证券、交通运输、能源、服务和文化等产业。
信息产业对金融资本的依赖性很大，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这种依赖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其程度日渐加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Intel和Apple等IT企业在创业初期，只需得到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就足够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基础建设兴起，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ISP（网络接入服务商）的启动资金已经高达几千万美元；而在电子商务大潮奔涌的今天，大型在线商店的开办费用常常是以亿美元来计算的，这一点，只要看看Amazon的财务报表即可得到验证。
以大量资金作支撑，推动企业快速扩张，是当今全球信息产业得到广泛认同的企业发展战略。为以最快的速度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IT企业尤其是在线企业甚至以“赔本赚吆喝”的亏损经营方式进行市场搏杀，其结果更是加剧了对资金的依赖。
与此同时，资本和金融业自身的运行方式并没有做根本性的改变。银行和证券机构延续着几百年来资本市场的领主地位，始终牢牢地操纵着各个产业的发展进程。风险基金、对冲基金的出现固然是对传统金融秩序的一大冲击，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银行业的霸权。而且以对信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基金而言，近期Nasdaq股市的剧烈动荡已经表明，风险基金已经落入追求短期效益的俗套。
交通运输业对“新经济”的作用，可以从Amazon兴建大型仓库的行为中很好地体现出来。在信息技术至今未能使物品的传输脱离汽车、列车、轮船和飞机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在信息传输上赢得的时间和利润被传统的运输体系大大地打了折扣，这是Amazon被逼无奈建造大仓库的主要原因。而且，Amazon的这些巨型仓库就建在拥有全球最发达交通运输网络的美国，其他国家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候，因石油价格暴涨而引发的经济动荡正在严重打击着欧洲的一些国家—实际上其他地区（除石油输出国外）也未能幸免。卡车司机们为抗议油价大幅上涨而举行的罢工使得英法等国的运输系统大受困扰，阻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虽然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正暴露了上述国家因信息技术上的相对落后而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这一点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发电厂因为缺油而不能提供电力，不仅工厂要停工，计算机也同样不能启动。
至于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对信息技术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人们对快递业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旅游一直是ICP网站的一项主要内容，现在则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的热点；通过网上预订，宾馆、饭店找到了一条新的推销途径；令人有些泄气的是，餐馆和超级市场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数字技术对新闻媒体、印刷、出版和唱片业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在不久前，全球最大的几家唱片公司将一家提供MP3音乐的网站告上法庭，并使其因巨额赔偿而面临破产。在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鼓动作用，但在造成Nasdaq暴跌的灾难中，它们也对“网络经济”进行了激烈的口诛笔伐，使IT股票跌入更深的深渊。
如果我们把教育看作是文化产业一部分的话，它对“新经济”的支撑作用正在日益加深。现在，世界上除少数极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几乎无一不在抱怨IT技术人才的短缺。这个问题已经迫使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发生了改变，将来则有可能上升为“地域政治”之外又一个影响国与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招牌下，发达国家无情地掠夺着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原本就比较短缺的人才资源，在极力扩充本国经济实力的同时，打击了人才输出国的发展潜力，造成新的更为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才短缺与各个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上的差别存在着很大关系，教育改革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众所周知，教育的改革是极为困难的。
除此之外，其他的传统产业都在发挥着类似的或大或小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新经济”所面临的困窘—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也由于我们对信息技术抱有的太多不切实际的希望，以及不能很好的区分“发展”与“增长”的辩证关系。“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固然要注重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改造所带来的“发展”，但同时也不能对短期经济效益所代表的“增长”漠然视之，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或者真正地成为“泡沫”。
对IT的修正
还是那个阿尔文·托夫勒，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文章，提出了2000年数字革命面临历史转折的论点。他认为，在由Nasdaq暴跌而引发的经济“泡沫”大辩论中，论战双方—以金融原理主义者为主的“泡沫”论者和以信息业界领导人为主的另一方—在以股票市场为尺度进行的这场辩论中都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说被随大流心理所驱使的股票市场是经济现实的镜子和尺度。”在指责金融原理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商业和经济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的同时，他也反对“新经济的代言人一直对‘革命’这个词喋喋不休”。当然他本人还是赞同“革命”的，但他认为，“真正的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向前跳跃式前进，有时跌倒、失败，然后再爬起来……凡是旧的定义、样板和尺度，都会被无情地抛弃！”
信息技术及其所推动的“新经济”，无疑是一场大范围的“革命”，但由此就将所有旧的经济规律“无情抛弃”，在没有新的规律对其进行规划和规范的情况下，却难免让人感到有些脱离实际。国内一位“新经济”评论家从托夫勒理论中得到启发，进而提出网络经济将由非主流转为主流的说法，我对此也有不同意见。
所谓的“主流”或“非主流”，应该指的是是否处于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核心位置。从目前来看，网络经济正处在发展的初期，对经济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自身的经济运行规律也在摸索与探讨中，下这样的结论似乎太早。
我们虽然处在“信息社会”中，但不能排除也无法排除其他“社会”的存在，我想这一点是根本性的。信息固然可以“虚拟”，但经济运行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网络经济兴起之初，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由“集中”模式转为“分散”模式的开始，他们从eBay的个体经营者身上得到启示，认为这是一个“分散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他们进而预言，只要你拥有计算机和网络，你就可以把你所拥有的东西销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同时他们也知道，大量的在线销售将使得竞争加剧，利润会因此变得很小。这似乎是一对不太好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是Amazon.com。
Amazon迅速壮大的事实告诉我们，你只有把在线商店建设到最大，你才能从生产商那里得到最高的折扣，由此才得以最低的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并且还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其实人们很容易看出来，Amazon其实是互联网上的Wal-Mart（沃尔马特）连锁店，他们所采用的是一样的经营战略，所遵循的是一样的商业法则。
举出这个事例是想说明，网络经济不能脱离既有的、并已被历史所证实的经济规律而独立存在。如果像托夫勒先生所宣扬的那样，把这些规律“无情抛弃”，我不知道他将给Amazon设计出怎样的一套发展思路。
将这种认识扩展至整个IT产业，我认为这个产业自身也需要有一个清醒认识自我的过程，产业发展以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思路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对近期和远期目标要作合理的区分。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经济”呈现“泡沫”，正是由于人们对这两个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够清楚，期望值过大所致。以引起股市波动的主因电子商务为例，无论是B2B、B2C还是B2B2C，其任何一个商业模式的建立，都是基于投资者和经营者对传统商品流通环节的产值认识。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并实际存在的，但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电子商务利润之所在，却显得有些盲目。因为现阶段电子商务尚不能取代传统的贸易体系，所获得的份额极小，而购买者的接受能力也较低。
理想的商业格局迟迟不能出现，投资者的期望破灭，“泡沫”也就随之出现了。电子商务企业领导人和业界的代言人在自己认识这个问题的同时，应该把长远的观点合情合理地灌输给投资人，与其同心同德，共谋发展。我们应该清楚的是，IT盲目投资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
其次，要认清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虽然有许多人告诉我们，“新经济”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但在现实状况下，以及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这种竞争将依然停留在资本竞争的台阶上。即使像Amazon这样的网络新贵和霸主，离开资金的支持同样会面临绝境。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经济全球化是由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所倡导和推动的，其根本的出发点是以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争夺全球经济资源，造成新的更大的不平等。虽然如此，完全排斥或回避它也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因此在投身于竞争者行列的同时，要注意合理地保护自己的资源并努力开发新的资源。对IT产业来说，就是要加大研发力度。
最后，合理选择发展重点。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新经济”对信息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市场空间极其广阔。面面俱到自然是盲目而不可取的，因此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合理地选择发展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思路已经为国内IT业所共识，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及如何规划产业发展重点。完全的政府主导已经被否决，但完全依靠企业自身的市场行为也未必行得通。在中国信息产业号称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十几年间，真正得到充分发展的是一批倒买倒卖的经销商和“攒机大户”，虽然它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却造成了中国IT业发展上的不平衡，这个教训应当牢记。
我认为，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关注信息产业发展的想法虽然有号召力，但在实际的运作中不一定可取。而以国内业界为主重新整合IT研发力量，在经济学界的指导和辅助下开展专业范围内的广泛研讨，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