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35 次) 时间：2001-05-21 17:09:27 来源：兰健 (河马兰兰) 转载
国家级挑战：文化产业与中国文化的数字化（首发《中国经营报》）
（主持人：北伐军。鄂云龙：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常务副组长；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作者）
这是一次文化的数字勘探
这是一次文化基因的重组
这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再生
这是一种国家级的挑战
国家级挑战：文化产业与中国文化数字化
[主持人的话]
21世纪，网揽一切。一场没有硝烟的网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如果说技术和硬件是互联网时代第一阶段的制高点，铺光缆、设网站、更新数字化设备等等只是为这场网战铺路修桥、抢占有利地形、搭建战争工事；那么，内容就是互联网时代第二阶段的制高点。在内容为王的互联网第二阶段，人类一切的文化和知识似乎都依网而生，依网而存。
真正的网战是不是文化之战？中国的文化面临一个怎样的数字化、网络化的过程？
一、 国家战略：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
问题在于，在一个统一的技术基础上和统一的市场环境中，各种独特的文化将会是什么命运？它们是否会淹没在全球化潮流中？全球化是否就是全球没文化？
问题在于，由于消费群体过于狭小而没有市场价值的文化，是否也没有文化价值？市场是否是文化的唯一评价指标？更具体地说，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听任国际市场对本民族文化生存还是毁灭的任意裁判？
刘佑平：关于“数字革命”，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几年前一位美国人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如今变成了一个口号：数字化生存。一切电器都已经是或者即将是数字化的，如数码相机、数码电视、数码音响等等，更不用说电脑或信息传输网络了。然而，我们客厅或书房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其实只是那波澜壮阔的数字化革命的一点细枝末节。现在，我们到处听到的都是“数字鸿沟”、“文化殖民主义”等一些惊心动魄的严肃的话题。请问，在全球数字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有没有生存的危机？
鄂云龙：数字机遇和数字鸿沟是2000年7月22日八国首脑在日本冲绳发布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的核心。应该说，在社会信息化过程当中，数字鸿沟－－即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的差距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理论上数字鸿沟也是对所有人的，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则更为突出。中国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想相比，自然也存在这种数字鸿沟。
张晓明：以下一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数字机遇和数字鸿沟的现实含义。全球互联网业务中有90%在美国发起、终接或通过。互联网的全部网页中有81%是英语的，其他语种加起来不到20%。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络站点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全球互联网管理中所有的重大决定仍由美国主导作出。负责全球域名管理的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应对的全球信息网络化态势。以前我们讨论信息化更多地是从科技、产业或经济的角度思考问题；今天，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信息网络化对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鄂云龙：信息产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凸现。文化产业不平衡发展规律，已经成为各国发展战略制订人员考虑的主要问题。欧盟国家的政策制订人员将这称为“信息社会第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存在于民族国家版图内，并受到各种制度、习惯、风俗屏护的文化，作为信息内容产品汇入全球市场，受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支配，文化本身的价值与文化市场的经济价值之间就会出现分离。
张晓明：当网络打通一切之后，有两种情况已经出现。一种情况是，出现了全球性大众文化。我们都已经很熟悉，象“奥斯卡颁奖典礼”，“格莱美颁奖典礼”这样的美国大众文化仪式性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风靡全球的文化庆典。我们也已经熟视无睹，上中小学的孩子们喜欢吃“麦当劳”，听“后街男孩”，看“美国大片”，更喜欢玩与美国、欧洲的孩子们一样的电脑游戏。这种情况被有的人归纳为“全球文化均质化”。
还有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有人发明了另一个词，叫做“全球地方化”。说的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与信息传输的费用低廉，使得一些极为独特的文化信息产品在某种市场机遇的作用下，可能获得全球性的消费者的意外欢迎。人们认为这将促进全球性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
鄂云龙：实际上，就文化市场本身而言，促进了“全球地方化”发展的市场力量，同样会导致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因为在一些表现地域性文化内容的信息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的同时，必定是另一些文化信息产品因消费群体的狭小而失去生存的机会。“全球文化均质化”与“全球文化地方化”是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下，文化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命运。问题在于，由于消费群体过于狭小而没有市场价值的文化，是否也没有文化价值？市场是否是文化的唯一评价指标？更具体地说，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听任国际市场对本民族文化生存还是毁灭作任意裁判？
刘佑平：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欧洲人做得比我们早，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张晓明：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是芬兰人。芬兰是一个欧洲小国，由于有“诺基亚”这样一个响当当品牌，其信息产业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然而面对数字革命和文化产业的大潮，芬兰人却再也轻松不起来。因为芬兰尽管以诺基亚的技术独步全球，以比例最高的“网上人口”领先世界，但是，绝大多数芬兰人却主要在消费美国的信息文化产品。因此，芬兰文化产业委员会１９９７年发表了“关于文化产业的最终报告”，芬兰人表达了他们对现状的忧虑：网络普及了，芬兰人对网络服务内容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本国文化内容产品的供给却在不断减少；芬兰人口稀少造成对芬兰文化产品的需求市场狭小，提供芬兰文化产品的企业难以在市场环境中生存，长此以往，芬兰人还是不是芬兰人？
鄂云龙：芬兰人的忧虑也是欧洲人的忧虑。自从９０年代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发达国家都在谈论“非管制化”话题。欧洲人看到了，随着全球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出现，传统的管理模式逐渐瓦解。如果还是用前知识经济的方法为信息时代立法，无异于编织“皇帝的新衣”。但是，欧洲人也认为，非管制化不是不要管理，在由国际传媒巨头负载而至的美国文化的威胁面前，欧洲人感到在文化内容创造方面创建新的规则与管理形式已经刻不容缓。于是，“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战略构成了欧洲国家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战略的核心部分。
1999年，在一次欧盟文化部长非正式会议上，这个合作计划的动机得到了较好地诠释：“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
2000年，在芬兰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的框架性合作计划启动。
张晓明：欧洲人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由此，我们体验到欧洲“人文精神”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感受到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欧洲人在批评美国粗陋的“文化工业产品”时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发现：数字化信息技术还只是刚刚出现，离人文蔚盛的“应许之地”还很遥远。在冰冷的技术世界里，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我们宝贵的、唯一的、蕴育着民族情感的中华文化还需要呵护与培育。文化的失落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失败，文化的多元化不应该成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代价。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根本性的！
二、产业重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汇流
“头脑国家管思想，肌肉国家干粗活”，有人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世界格局作如是推测。如果将没有文化产业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这个凶险的预言就会成为现实。当中国启动自己的文化产业时，中国人开始对作为网络世界普通话的美式英语说“不”！
刘佑平：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朱镕基总理《关于十五纲要报告》，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快社会信息化”的建议，并特别强调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开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要开始对作为网络世界普通话的美式英语说“不”！
鄂云龙：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的两个“超级产业”。只需要加上一个修饰语：这是现代社会的两个“互为表里的超级产业”。原因是，这两个产业之间具有完全超出传统含义的关联性，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产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这是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一出世就是彼此相互定义的，正是这两个产业，为我们的新世纪勾画着崭新的面貌。
张晓明：这个变化已经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信息传输手段汇流的浪潮，它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即“传媒汇流”。所谓“传媒汇流”的意思是，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它为与信息有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音像等）、通信（有线与无线），以及信息业（计算机与网络）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
随着“传媒汇流”的出现，“传媒业”，“通信业”与“信息业”三个称呼实际上成为可以互换的名称。我们可以按照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宣布的说法，将“因特网”这一信息产业主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新兴的“第四媒体”。我们也可以按照1997颁布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将四种媒体统统归入“信息业”。
鄂云龙：完全可以恰如其分地将这个大汇流称为信息传输的“手段革命”，而这个革命真正积极的含义实际在于“内容”。使通信业、传统传媒业、信息业融合为一的数字技术，在拆除了各种传媒之间的传统壁垒，使之成为统一的载体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对“信息内容”的需求，引发了文化产业大规模的“媒体转移”与资源整合，“内容革命”由此产生。
张晓明：目前，“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以现代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众能够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1997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为信息社会“第二发展阶段”描绘蓝图，这是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基本内容之一。
鄂云龙：在这方面，美国人再一次走在最前列。美国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经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我们由此看到，文化遗产作为新经济资源的意义已经凸现，各国文化遗产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传媒巨头的掠夺与竞争压力之下。
张晓明：传媒汇流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导致了制度创新。根据对世界各国传媒体制发展的研究，我们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解除了通信业、传媒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传媒手段汇流的制度创新，目前正在进入针对传媒内容的制度创新时期。
鄂云龙：以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为支柱的新经济，说到底还是高技术与高文化的联姻。 文化全球化已经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胁而至，这是无可选择的事情，我们只有认真研究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普遍的、全面的互渗关系，建立起高技术与高文化的联姻，设计一种综合性的发展战略，才能迎接这一的挑战。
张晓明：这一战略应该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方面、动员高科技手段，进行内容创新，整合与提升各种人文资源，创造与开发新的市场需求，多方面提供现代文化产品，使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文化事业单位向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业方向发展，为使中国的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另一方面、聚合高文化人才，突破信息技术发展的瓶颈，参与创造与开发新的综合型数字化技术。特别是通过多层面的人文设计与概念建构活动，扭转当前片面的信息技术发展方向，为我国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以及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域。
鄂云龙：进入“内容为王”的时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绵绵不绝的创新动力和源泉，它包括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制度创新。文化产业只有成为信息产业的“内容”才能焕发新的生机，而信息产业只有成为文化产业的操作平台，才具有真实的价值。“头脑国家管思想，肌肉国家干粗活”，有人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世界格局作如是推测。如果将没有文化产业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这个凶险的预言就会成为现实，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三、文化生态：由精神家园到支柱产业
当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形态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当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就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刘佑平：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汇流的结果，使文化内容置于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这是不是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张晓明：文化内容的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经过这次开发，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形态将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将可能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文化内容与载体之间的关系。
鄂云龙：可以这样理解，数字革命导致文化承载技术与它所负载的文化内容出现了全新的关系。在前网络时代，文化内容的生产和发布是从中心向边缘单向辐射的，纸媒、广播和电视大体遵循着单向发送而没有反馈的信息传播格局。在此背景下，文化内容更多体现为一种权力而不是商品，文化产品传达的也主要是某种禁忌或信念而不是消费内容。显然，这个时代文化传统的个性，其实更多地体现为某个国家或共同体的个性。
张晓明：数字技术开始打破这种文化生态，它既标准化又能满足属于个人的个性化要求。网络允许所有人交流，更允许人们一对一的交流。因此，网络技术在带来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个性交往的革命，并为生产、传播和消费具有个性的文化内容提供了最广大的空间。
鄂云龙：毋庸质疑，由手段革命而内容革命，信息产业不再是传统的信息业，而成为超级产业部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这个现代产业部门最前沿领域。以美国传媒行业（影视和音像）为例，它在GDP中的排位已由1985年的第11位跃居第６位。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排位还会上升。文化信息产品的商品化已经成为重大发展趋势，忽视文化产业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已经落伍于时代。如何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订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
张晓明：以信息技术装备文化研究与创作，强化民族文化创造力。任何文化都起源于文化意义的创造，文化无论怎样被“产业化”，在其“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创作”依然是起点。在一个技术主导的世界上，文化意义的创造，同时必须就是她的技术表达方式的创造，而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就是：她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得文化内容的创作有可能在一种技术形态中获得完美的实现。
鄂云龙：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内容的原创性工作已经大规模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比如，“网络文学”具有了全新的生存形态；造型艺术、音乐、建筑、摄影、电影、工业设计等，已经广泛地与多媒体技术系统相结合；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创作、整理、传承的机构已经成为虚拟现实世界中巨大的“公共领地”。
张晓明：文化产品原创能力低下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改善这种状况的新的可能。我国信息产业的设计者们首先应该将文化研究与原创性工作纳入其战略构想。
四、数字勘探：传统文化的再生
中国的5000年历史，就象一个澳地亚斯大牛圈。如果是用传统的方法去开采，你挖出来的可能只是牛粪；如果用现在的新方式来开发，我们挖出来的就可能是金子，我们就会有机会找到财富。数字文化时代，中国的5千年历史就不再是包袱，而变成了5000年的投资，现在也就到了回收的时候。
刘佑平：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理论，叫做“后发优势论”。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这样一个资源贫乏、基础落后的国家，是不是也可叫做“后发现代化国家”？
鄂云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是后发国家，越是能够直接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令其产业升级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于是，出现一个可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起点之上。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后发优势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然也属于有后发优势的国家。
张晓明：但是，应该改变“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家”的传统观念。因为仅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但是从人文资源的角度看，我们具有5000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史，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物与极具特色的文化风俗，这些文化资源将会越来越具有经济开发的价值。我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源大国。仅仅以旅游产业为例，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在“新经济“时代，中国将再一次有资格成为“资源大国”。
刘佑平：过去有人认为，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传统、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现代化的包袱。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呢？
张晓明：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越长越久，它文化的积累就越多，等于是历史的投资越大，现在收益也就越大。工业经济时代有这样一个特点，国家历史越短，它的发展就越快。可是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成为产业的时候，国家的历史越久，它负载的文化资源就越丰厚，它现在的产业开发能力和后劲就越大。潜力大，它运用新技术的领域就越广阔。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5千年历史就不再是包袱，而变成了5000年的投资，现在也就到了回收的时候。
鄂云龙：中国的5000年历史，就象一个澳地亚斯大牛圈。如果是用传统的方法去开采，你挖出来的可能只是牛粪；如果用现代新技术、新方式来开发，我们就会有机会找到财富，挖到金子。这叫做数字勘探。
张晓明：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极其深远。如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家能够描绘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一样，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现代文化和人类学家能够描绘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在一个网络化的虚拟世界中，现代人的文化基因由“比特”所负载。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数字技术整理文化遗产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库”。
鄂云龙：数字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基因，数字化工程也就是破译文化基因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巨大的问题，很多会是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新评估和重组，是传统文化的再生。
张晓明：在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的背后，不仅可能发生“产权转移”，而且可能发生“基因变异”，这是一个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未来发展有巨大干系的问题。
鄂云龙：有人老说美国没有文化，可是它吸收了各国的文化精华，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再传播出去，所以它的下一代更聪明，更宽容。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勘探和开发，实际上就是一次知识的创新，目的就是要使5000年文化由包袱变成5000年的投资和财富。
五、数字图书馆：文化基因的重组
在美国人眼里，数字图书馆叫做国家级战略，不建设就会亡国。我们认为，数字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基因，数字化工程也就是破译文化基因的过程。
刘佑平：在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勘探和开发方面，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些战略上的考虑？最近的数字图书馆工程被列入“863”计划和国家“十五”重点项目，是不是出于这种战略的考虑？
张晓明：不错，数字图书馆就是一个国家战略。数字图书工程是当前国家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一个项目，国家信息战略，一个基础设施。在中国，起步慢，但发展速度较快。
鄂云龙：把数字图书馆叫做国家级战略，最先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在美国人的理解里，不建设数字图书馆，就会亡国，所以叫做国家级战略。我国也是站在战略信息技术设施的高度上将其列入“863”计划和国家“十五”重点项目。
刘佑平：数字图书馆真的有这么巨大的意义吗？它与传统图书馆有什么不同？
鄂云龙：这么说吧，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传统图书馆的查询是有界限的，数字图书馆是在网上的，所有的信息都能自由的在网上储存和流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筐，只要是与信息有关的事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装的是文化。人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文化。数字图书馆只是信息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有了数字图书馆，人们接受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完全改变了，也就有了终身学习的保障。
张晓明：98年我国开始提出要重点建设国家数字图书馆。那么它是什么呢？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数字图书馆以内容为主，现在不是说“内容为王”吗？数字图书馆就是体现内容为王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中国已经做到了公共的系统，开始做地区级的示范系统，首都图书馆就是此例。然后从中获得经验，逐渐探索出建设国家的图书馆的道路。
刘佑平：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数字图书馆还处于一种前期的理论研究和论证、规划实验阶段。其思路已经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那么在具体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与环境的建设有没有开始呢？
鄂云龙：还没有，还正在研究和论证当中。因为要做起来，恐怕100亿都不够。美国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投入的十亿的美金，我们还没有开始。
刘佑平：这是一种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
张晓明：市场为主，政府指导和支持。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数字图书馆，如中国数字图书馆，如超星，都已经在网民中有了一定影响。还有上图，它的理论研究也有一段时间了。
鄂云龙：中国数字图书馆是我们的示范工程，超星等也是。至于上图，它主要做的是电子图书，现在转向了多媒体的交互使用。最终的数字图书馆的目标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说将来我们开会，可以不用这样坐在一起，大家可以说到一起，但不用坐到一起。现在这方面技术上没有问题，但要应用起来，其基础建设还有一个过程。技术上来说，一根电话线上60亿人同时发送信息可以互不干扰，但怎么应用这种技术还有一段路要走。
张晓明：传统产业现在正在阻挡这一点，它拿到一种技术可以高价卖出，而不希望有新的技术进来打破它的垄断。
刘佑平：现在还有体制的问题吗？
鄂云龙：有。为什么要讲市场为主呢？就是要冲破体制的阻碍。
刘佑平：我知道日本有一个失败的例子，由国家投资来做数字化。按说我国有更好的理由，因为我们的市场还不成熟，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应该能做得更好。
张晓明：欧洲人的做法是由国家牵头，大学或科研机构来做，企业投资，也就是启动计划。什么叫启动呢？就是国家拿出一块钱来做启动经费，用于进行基础的建设，这部分投资最有可能收不回来。然后做开发性的项目设计，由企业出资来做，即第二块钱或是第三块钱。其中有一个最基础的项目叫做文化遗产数字化，也就是数字图书馆，还有数字博物馆、档案馆。包括那些景区，如希腊的古罗马建筑全部可以制作影像保存。我国的做法与欧洲的做法很相象，第一块钱可以做的事情有限，但它能够推动事情起步，然后由企业投资，做一个个的示范工程，这也是国际上流行的做法。
鄂云龙：第一块钱只能由国家来拿。数字化的特点就是灵活性，由市场导向来推动符合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日本为什么会失败？五六十年代开始市场就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发现要做下去市场投入太大。中国做这个项目有什么优势呢？那就是很高的热情。很偏远的地区里，一个孩子如果买了笔记本，另一个孩子也会买。中国人接受新生事物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刘佑平：也就是说数字图书馆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化，而是把中国文化创新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张晓明：这是文化的再生，其积累、传播的方式变更造成它的再生。手段的变化带动产业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人的变化。
鄂云龙：2000年的口号是“期权至上”，今年叫“利润第一，现金至上”。2000年是“网络为王”，今年则是“内容为王”。现在担心的不是网络的建设，而是信息资源的建设与收集。依托互联网产生的新形式的中华文化，也是数字图书馆所包含的内容。
刘佑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数字图书馆是能够使中华传统文化重塑辉煌？重振自近代开始没落的文化，使它们重新焕发生机。
鄂云龙：实际上也是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为什么要用数字图书馆的方式呢？因为它能够综合许多新的技术，并很好的集成，使用时就能够促进生活方式的变化。
张晓明：数字化工程也就是破译文化基因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巨大的问题，很多会是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同时可以开辟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它是对文化的一次重新评估和重组，促使它的再生，但同时也改变了学习知识的方式。
刘佑平：现在人们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以为数字图书馆只是单纯的数字化，介质转移。
鄂云龙：做一个简单补充吧。比如说拿破仑，现在关于他的各种传记、评论、遗址，以及其他的种种，做完数字化后，你想要了解与他相关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可以很方便的得到。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已经完全可行了，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
刘佑平：在数字图书馆中，是不是“图书”这两个字都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不单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图书？
鄂云龙：是的。这里的图书指的是各种信息资源，关于内容的储存、流动和表达形式，一种主要的信息资源组织形式。可能不是惟一的，但现在看来是最好的，也是主要的资源组织形式。所有的数字化信息都可以储存在这里。
举个例子来说，你想了解自己身上的任何情况，数字化了之后都可以存储在这里面，它是一个海量的资料库。同时，在这里找出资料也是很困难的，需要数字化的开采。从技术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但应用起来还有一段距离。数字图书馆是身边的技术，与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技术因为有了互联网，才在材料技术和基因研究上有了突破。信息产业中内容的核心部分就是数字技术。
张晓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是两个阶段。据最近的报道，美国的做网络、光纤通信的公司的股票价值已经开始下跌了。象英特尔做的芯片，集成到这个程度，已经大大过剩了。上载的知识太多了，所以人们找不到所需要的东西了。
鄂云龙：实际上人人都可以建设自己的图书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做。可以这样说，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参与多少建设过程，但我们是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张晓明：在硬件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在内容上为时未晚。
鄂云龙：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人多，一个国家几乎就是一个世界，有许多个发展阶段。
张晓明：我们的消费基数大，这样很可能在中国信息产品内容成熟的程度会比国外高。
六、游戏人生：数字使生活和学习成了娱乐
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把文化、教育和知识都变成了娱乐，将它们从神坛上请下来，使它们变成了大众的平民的东西、可爱的容易接受的东西。游戏人生在数字世界里真正得以实现。
刘佑平：数字革命给人类知识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也就是接受教育的方式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鄂云龙：网络世界，使得人生变成了真正的游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化、教育与知识是神圣的，庄严的，是天地君亲师。这种传统的体制，使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束缚。如果谁把这种神圣的东西与游戏连在一起，就会被认为是对圣贤的一种亵渎。所以旧时代在课堂上是绝对禁止游戏的。而现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把文化、教育和知识都变成了娱乐，将它们从神坛上请下来，使它们变成了大众的平民的东西、可爱的容易接受的东西。
张晓明：游戏这个概念特别重要，中国过去的教育甚至现在的教育体制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败，就是把教育与游戏截然分开。知识只能生存在一个围墙里，通过很僵化的传播形式和阅读来获得。数字图书馆对人的全感官接触知识是一种解放。
鄂云龙：近年来，一种被称为“教育娱乐产品”的信息技术产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具有最大需求的信息产品，并成为新型文化产业的增长点，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绘这一趋势：“教育娱乐产业”（EDUTAINMENT）。这类产品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之中，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知识传播方式。考虑到我国目前中小学教科书难度大，深度高，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这些真正体现人的素质的培养则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国，尤其应该大力发展这种信息教育文化产品。
张晓明：应该看到，在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信息教育产品对于节省教育投资，提升边远地区的教育水准，迅速跨越现代化的教育瓶颈，意义尤其重大。我国的网络远程教育中硬件投资强，软件开发弱的趋势已经显现，应该在信息技术与人文技术的双重基础之上，针对远程教育的独特环境，对教育资源的整合、教学内容的定位、教育课件的设计、以及教学管理等前沿领域进行探索，努力寻求新的突破口，一举实现现代数字技术与人文教育精神的结合。
七、国家文化安全：用数字来捍卫中国文化
10年20年后，中国人是不是要花钱从外国人那里买中国字来读？对于市场，我们的问题是给谁交钱？对于中国，我们的问题是下一代是不是说中国话？
刘佑平：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在网络通吃的时代，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还有文化生存。听说，现在国内的文化遗产拥有单位纷纷在和外国合作。故宫和日本人在合作，敦煌和美国人在合作。这里就有一些严重的问题：10年20年后中国人是不是要花钱从外国人那里买中国字来读？对于市场，我们的问题是给谁交钱？对于中国，我们的问题是下一代是不是说中国话？
张晓明：现在确实有一种危机，就是互联网上英文信息太多，中文信息很少。长此以住，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真正的古董了，没有人使用。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所以必须用数字来捍卫文化。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国家文化安全”。网络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文化的流动非常自由，没有界限，不可能限制人们对各种信息的接受。
鄂云龙：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的基础，在于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过程，由于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大，不发达国家再次处于不利地位。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8年世界文化发展报告称，不发达国家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有两个危险：第一，急急忙忙地依赖于别的国家的力量实现其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国（甚至进口经过别人加工的本国信息文化产品）；第二，由非遗产来源国进行数字化转移，失去解释权，使遗产的基本含义发生变异。
张晓明：象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这样的民族文化资源的集中地，历来为我国所重视和保护。在现代信息产业发展的趋势下，实际上仍然应该作为公共资源的领域，在统一的国家信息与文化产业发展计划指导下，继续大力培育和支持。考虑到后发国家出现的上述危险，尤其应该警惕可能的不利后果。所以国家才将“数字图书馆”纳入国家“863”计划和国家“十五”重点项目。
鄂云龙：然而，我们也了解到，在2000年末，故宫博物院和一家日本企业签定了共同进行“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研究”的合作协议书。此外，2000年5月，也有消息报道，为了减轻参观敦煌洞窟的游人可能对敦煌壁画的损害，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签定了协议，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我们担心，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计划，发展前景将必定是不乐观的：经过这样一番数字化的上载处理，我们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未来还是否掌握在自己手里？进而言之，经过别人的“数字化改造”，这些文化遗产还是不是我们的资源？
张晓明：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入口。对于那些财大气粗的经济政策制订者和企业家来说，还很幼小的文化产业在“硬性的”经济指标的意义上，比起信息产业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重要。但是，文化是我们的情感的依托和最后的家园，文化产业是我们这个网络时代“不能承受之轻”。现在是到了以全新的观点看待二者关系的时候了。
刘佑平：谢谢二位。从你们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数字革命确实是机遇和挑战同在，在这场知识经济和数字革命的大潮中，中国企业家肩负着为自身抢占市场和为民族捍卫数字中国文化的双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