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施米特在国际周的主题演讲 - 资本评论 - 王宏亮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0 次) 时间:2001-05-15 12:04:15 来源:王宏亮 (乐天) 转载

市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全球结构的演变,以及我们这个世纪的头三十年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是我首先想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发言人来说,去预测未来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而对于听众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听众可能会被误导而做出一些重大的错误的决定。如果这个发言人如果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话,事情就更是这样的。比如说在纽约一些所谓的经济分析家们在两年之前,他们对他们的听众说所谓的新经济肯定会取得胜利,因此鼓励所有的听众都买这种新经济的股票,但是几个月之后所有的这些股票就跌入了低谷。在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比其它的一些金融分析家更加可信一点,因为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我们的判断力。也就是说,在1984年,那时候我在北京做了我的第一次演讲,那时候我预测到2000年将存在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三个大国,也就是说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预言都在同时实现了,成为现实,尽管俄罗斯现在有所疲软,而且很多的美国人他们也不愿意承认中国飞速地崛起。今天我给大家主要讲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的是什么?在未来的三十年中肯定会发生的是什么?可能发生的是什么?另外不确定的因素又是哪些?还有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这样四个问题。对于未来三十年终可以确定的事情首先第一点就是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这种趋势就会继续下去,主要是在黑非洲、拉丁美洲,特别是在亚洲,只有俄罗斯、日本和欧洲是例外。而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1900年左右,我们那时候的人口是16亿,而今天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亿,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因此人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同时全球变暖这种情况也会更加严重,气侯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会使上述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带来更多的问题,也就是说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人口的爆炸加上气侯的变暖将导致地区的战争。在这三个大陆上会导致地区战争,许多这些地区战争都是国内的或者是国内各个洲之间的武装冲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看非洲,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们看到在非洲至少有三十个战争和冲突。有四百万人在战争中死亡,此外还有无数的难民流离失所,这些非洲或者亚洲、拉丁美洲的未来的这种战争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会发生世界大战。另外一点,基本科学研究和技术的空前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这样的发展,在未来也会继续,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和基因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这些领域将继续空前地发展。我们回到1930年,在那时候上海和伦敦之间三分钟的对话要花费几百个美元,而现在只需要几块钱。而到2030年,陕西西安的一个女孩子可以和她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男朋友对话,而花的钱却是极少的。全球通讯网络越复杂,通过这种网络产生犯罪的情况或者机会就越大。同时,所有的人只要他的智力足够,另外再加上一点教育就能够参与到科学的进步过程中去。不管他是住在巴黎,还是住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易地利用其它人的科学成果或者技术创新,或者是发明等等,此外技术的平等化也将继续下去,从而全球的互相依赖性也将更强。我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预言或者预测,那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肯定会继续下去。闭关自守,不与全球化接触的国家,一定会被抛在后面,朝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可能的呢?一开始我想向大家提一个令人感到不幸的可能性,那就是管理不善的组织无力的那些最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会被淘汰出具。他们只能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收到很少的一部分的益处,一些亚洲的国家尤其是在中东和大多数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从原来的殖民地独立而来,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国家曾经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而曾不顾这些地区的种族、宗教、文化的因素,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确拥有很多异族,稳定再加上良好的管理,在这些异族人口占统治的国家当中很少,而且将会依然是独特的。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都有可能会受损。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不完全指望其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的边界也是植根于历史当中,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且还有很高的趋同性。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取得的文明和经济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可以几乎肯定地说,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中国仍然会持续成功。今天贵国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世界强国,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工业和经济的世界强国。如果中国能够维持稳定和良好的政府,到三十年之内,贵国的经济和GNP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将会超过日本,达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水平。到那时世界上将会有三种主要的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而日元只能起到一个地区性的作用,更不要说法郎或者其它国家的货币。当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贵国会遇到巨大的问题,同时也会遇到挫折。印度作为第二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可以想象的。印度也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这是有可能的。而欧盟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大的集团还有待观察。我们欧洲国家在各个国家之内的确享有很高的经济的趋同性,但是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会用我们的共同的外交和证券政策来将我们各国的不同的国家身份融合起来,结果还需要观察。谈到世界性的强国,好像在世界强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是因为各方都拥有核武器,而这些核武器就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另一方面军事技术也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更新,现在世界上有八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数目还会继续增加,因此在我看来,裁军谈判仍然是国际日程上需要讨论的问题,联合国和其它全球性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当然他们的构架和他们的任务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会得到修整和改变。石油天然气必然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人类不管能否成功地限制温室气体地排放,石油天然气都会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中东地区不仅会成为一个紧张局势,一触即发的地区,同时中亚也将发展成为这样一个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谈到中亚,我又想起了我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所谓的文明的冲击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对人类的犯罪。但的确很明显,这种可能性不能够完全地排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几百年来,一直就在追寻他们的传教狂热,我们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亲眼目睹了传教共同主义,比如说,包括前熟练的传教共同主义和美国的一些传教活动,对我来说,不可确定的一点就是全世界能否及时地理解宗教和政治容忍的必要性,以及这种理解的必要性,世界不应当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电子大众传媒互联网以及即将发生的进一步的技术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发生在全球的通讯当中,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极大的促进意识形态的宣扬,也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大众精神异常这样的条件,比如说在1968年之后,欧洲的情况就是如此的。同时在中国也发生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都是全球的大众的精神异常。
在过去两年,也就是在过去的24个月中,全世界都出现了一股股市热,当然现在有所回落,如果没有这种电子的传播手段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股市热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我们能否使我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经济强国之间的协议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金融秩序和更加稳定的强国大的货币之间的稳定的关系,这一点还是不可确定的。当然,这些稳定都是我们急需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稳定能否能够实现。同样需要就是要我们淡化掠夺性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一些少数的金融中心来源的,短期的资本流动和投机主义非常危险。这两种已经现在变得非常地危险了。各国政府能否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愿予以修正,这还不确定。布雷顿森林会议在1945年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任务在概念上要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困难。那时候的任务比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更加困难。但是今天起抵消作用的既得利益作用很大,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美国的优越性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很明显,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美国都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它控制了金融的市场和许多国际机构。那么,美国的目的是在未来几十年当中起一个世界警察的作用?还是正相反,美国想将自己融入这种国际的普遍规则,从而与主权国家和大国间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还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在一方面起世界警察的作用,另一方面融入国际社会,美国选择哪一点呢?这一点对我来讲还不确定,当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它要融入国际社会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还不敢完全地肯定。如果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对于中国,对于欧洲,对于俄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都会造成问题。亨利.基辛格博士曾经多次警告美国人,告诉他们不要将中国视作是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因为这样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使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受到孤立,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而且在很多场合我都告诉我的美国听众,当然我们可以假想一下,一旦美中发生冷战,欧盟是不会帮助美国的。中美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因素在美国。当然也有一些因素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台湾的未来的地位问题,几年之前我在台北曾经正式地公开讲过,我预计在以后三十年当中中国会实现统一,今天我想再加一句,这种统一的结果会受到中国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极大的影响。在不确定性的最后,我想提一个比较泛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会不会导致国家身份的丧失?是否会导致历史发展的那些语言、精神,宗教文明和道德价值观念的丧失,它们会丧失吗?贵国的精神文明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意大利这个国家也有两千年的历史,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在一千年的时间里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历史要短一些,但是不管它们的历史怎样,许多国家悠久以来发展而来的国家和身份,可能会受到全球化的威胁,当然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对此时刻注意。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我想提六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第一,人类必须减轻全球人口膨胀。发展援助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国的政府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必须坚持这一政策。
第二,政治家,精神领袖和宗教领袖、科学家和教育者。都要传播这样一种意识,即在我们这个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小的世界上,相互依存性却很大。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就要求我们要有更多的合作意愿。不管是在贸易,在金融,在科学发展,还是在经济发展当中,都是如此的。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都应该有合作的意愿。不愿意合作的国家就会被孤立,被淘汰。
第三,在研究开发使用可更新的能源,限制使用二氧化碳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技术开发方面更需要合作,否则人类在整体上在以后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灾难,而实际上今天在本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灾难。
第四,在限制武器,也就是说通过谈判和达成协议来限制武器这一领域,合作也同样是一个迫切急需的问题。
第五,苏联和西方的冷战已经结束,军备竞赛也已经结束,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已经结束,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一些政客和一些军事战略家却在寻找新的敌人,他们有了军队就想找到新的敌人,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家有必要将它们融入到新的国际局势当中,在这种国际局势当中没有战争的危险,我们必须调整自己,使我们适应新的局势和条件。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是急需的,因为在二十世纪我们发生了冷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需要调整。这对于美国、北约、德国、日本和中国都有好处。我们都要学会在一个没有威胁性敌人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我还记得在八年前,上海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的主席是已故的我的一个日本朋友,来自新加坡的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那次会议上就曾预测过,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持续五十年,这个紧张局势将是亚太地区的压倒一切性的问题,今天这个令人不快的预言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八年前人民可以这样的预测,到今天仍然还是存在这样的危险。为了使这种危险排除,东京的政治家和政府就应当公开承认完全向中国道歉,因为它在1895年和1945年之间侵略了中国,占领了中国,掠夺了中国。在另一方面,北京也应当宽宏大量地回应日本的此种悔恨之情。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和法国这个国家对待德国就是这样的宽宏大量,这就是非常生动的例子,非常地宽宏大量。
第六,最后我再向所有的精神领袖、政治领导者、大学、学校和教育者提一个任务,我想得是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这些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包括尊重人类的生命和尊严,遵守法律,遵守我们已经签订和接受的条约、协议等。当然也包括尊重和容忍宗教、理念和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不管其它人的宗教、理念意识形态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如果我们想共同生活在和平当中,尽管人口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生活在和平当中,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竞争是必要的,我们也想要高科技,任何人都有全权为他自己的扶植很奋斗,但是,在邻国和其它国家面前要负责任地去行动。这个义务是任何人都无法摒弃和消除的。谢谢大家。